□侯军

　　与编辑工作贴得最近的，便是校对了。孙犁先生曾写过谈校对的专文，所论不仅全面而且深刻。
　　谈校对，孙犁是从中华文化传统的角度破题的：“我国的文化，优良的传统之一，就是重视书籍、报刊的校对工作。凡是认真读书的人，有事业心的出版家，有责任心的编辑人员，都重视校对工作。因为，有好文章，固然是第一义；但如果没有认真的校对，好文章也会变为不好的文章，使人读起来别扭，甚至难以卒读。至于写文章的人，当然就更注意校对了，因为这一工作的负责与否，直接关系到他的文章的社会效果。”
　　接着，他转而谈到“古人”对校对的看法：“在古代，校书的人，都是很有学识的人。一般说，校书的人，比起写书的人，知道的还要多些……有很多古书，抄写或刻印，都是作者或编辑者亲自校对，一丝不苟，一笔一画都有讲究。有很多好的版本流传下来，使我们祖国的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在我国，历代的读书人，都重视书籍的版本，校雠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随后，他谈到近代印刷业发达以后，校对逐渐从编辑的专业范畴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业——“近代印刷术进步，书报发行量大多了，流传更广了，校对工作，就更繁重。因此，大的出版业，都特设了专门校对的机构，校对工作才从编辑工作中分工出来。”写到这里，孙犁先生笔锋一转，针对如何正确看待校对人员的问题，直指一种普遍的社会偏见，“好像校对人员比起编辑人员要低一等，其实不然。有些老的校对，正像老的排字工人一样，是很有学问很有经验的，常常为一般编辑所不及。”从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编辑的文章里，能写出如此笃实真切的评价，无疑体现出孙犁先生对整个校对专业的高度肯定和尊敬。
　　写到这里，孙犁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举出正反两方面的几个实例，来进一步说明校对工作的重要性——
　　“最近我看到《长春》文艺月刊，每一篇文章之后，都注明责任编辑，错字确实很少。最近一期，登了我的一篇短文，因为字句的问题，他们就曾两次寄信和作者商榷，非常认真。
　　一篇同类性质的文章，我寄给了《长城》文艺丛刊。他们把原稿誊抄一次。发排后把清样寄给我，其中错误很多。我马上把校样寄回，附信请他们照改。结果刊物一到，令人非常不快，并且非常纳闷。
　　那是短短一篇文言文，两千来字。其中一句是‘余于所为小说，向不甚重视珍惜’。‘所为’误为‘所谓’。好像我不是对自己所做小说，而是对一切小说，都不重视珍惜了。为什么这样改？我还想得通，可能是编者只知‘所谓’一词，不知‘所为’一词所致……
　　不认真读书的人，或者说，错个把字算得什么，何必斤斤于此呢？真正读书的人，最怕有错字，一遇错字就像遇到拦路虎，兴趣索然。”（上述引文均见于《孙犁文集》第五卷，第180页-183页）
　　孙犁对自己所主管刊物的校对环节，同样要求极为严格。据天津日报文艺部老编辑董存章回忆，在1979年筹办《文艺增刊》时，孙犁先生曾提出了《九条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校对要仔细认真，杜绝差错，是杜绝，不是减少。”（《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上卷，第570页。）从如此严苛的言辞中，不难体悟到孙犁先生对此事的重视，绝对是超乎常情的。
　　孙犁对文字一向有“洁癖”，对别的编辑是如此，对自己更是如此。他不容许自己的文章中存在哪怕是细微的瑕疵。他对校对的重视，当然是与这种“洁癖”有着直接的关系。及至晚年，眼睛花了，他有时会让女儿帮他抄写稿件。抄出的文稿，他也要亲自校读几遍，才肯交给编辑拿去发表。有一次，他的《耕堂读书随笔·东坡先生年谱》在天津日报发了出来，“第一次看，没有发现错字。第二次看，发现‘他人诗文’，错成了‘他们诗文’。心里就有些不舒服。第三次看，又发现‘入侍延和’错成了‘入待廷和’；‘寓意幽深’，错成了‘意寓幽深’，心里就更有些别扭了。总以为是报社给排错了，编辑没有看出。”
　　过了两天，孙犁见到那位编辑，就把发现错字的情况告诉了他。不过，“为了慎重，加了一句：也许是我女儿给抄错了。”可是，孙犁还是不放心，因为女儿的抄件，自己是看过的，还作了改动，怎么还会错呢？于是，他又找出原稿再查，结果发现，女儿只是把“延和”抄错了，其余两处错误，都是自己写错的。而在看抄件时，自己竟然没有看出来。他顿时感到是错怪了编辑，“赶紧给编辑写信说明。”
　　这件事，让孙犁先生心生感慨：“我当编辑多年，文中有错字，一遍就都看出来了。为什么现在要看多遍，还有遗漏？这只能用一句话回答：老了，眼力不济了。”“这回自己出了错，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孙犁写道，“今后如何补救呢？我想，只能更认真对待。比如，过去写成稿子，只看两三遍，现在就要看四五遍。发表以后，也要比过去多看几遍。庶几能补过于万一。”
　　一方面是自己要加大校对的力度，另一方面，还是要冀望于校对人员多加“关照”。然而，孙犁马上就想到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基于他的名望，和对他多年来严谨为文的信任，即便是很有经验的校对人员，也不敢轻易改动他的稿件——这又引发了孙犁的忧虑：“老年人的文字，有错不易得到改正，还因为编辑、校对对他的迷信。我在大杂院住的时候，同院有一位老校对，我对他说：“我老了，文章容易出错，你看出来，不要客气，给我改正。”他说：“我们有时对你的文章也有疑问，又一想，你可能有出处，就照排了。”我说：“我有什么出处？出处就是词书、字典。以后一定不要对我过于信任。”由此，他得出一种推测——“这次的‘他们诗文’，编辑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不通的，有错的。但他们几个人看了，都没有改过来。这就因为是我写的，不好动手。”（孙犁：《老年文字》，见《曲终集》第87页-88页）
　　一个毕生与文字为伍的老编辑、老报人，从始至终，都对文字充满了敬畏，对校对工作如此重视，实在令人感动。反躬自省，我们这些延续着办报办刊之文脉，传承着煮字弘文之薪火的后来者们，是不是也该从中受到一些触动，进而增加几分对文字的敬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