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纪》

　　

□蒋蓝
　　我认为，汉语非虚构写作尽管源自欧美的非虚构写作，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汉语非虚构写作的一些独有征象，具有五个典型特征：其一，作家全副身心地在场性；其二，具有正义价值观念的真实记录性；其三，构建独立的、具有个人文体意识的文本性；其四，富含多学科学识与思辨的跨文体结构性；其五，作家还需要钩稽历史通往现实的图像谱系性，由此构成文图互嵌的景观。
　　如果以这样的五个特征来看待作家何万敏的《凉山纪》，就会发现，他的笔触与方法论出现了与我心心相印的某种同构性。万敏兄与我均是新闻记者出身，职业记者的敏感与洞察力被他挪移到了非虚构写作场域，他不但仔细拂去了历史地表上的遮蔽物或彼此龌龊的迷魂阵，还追踪事物的蛛丝马迹找到了那些历史事件的原点，他抓起了一把泥土，而蛰伏在泥土里的远梦，开始在光照下流出了眼泪……
　　构成《凉山纪》的9篇文章，看似孤悬，实则统摄一体：无论是古蜀王朝通达西南诸国的“蜀身毒道”，还是汉代通往南方偏远山地或海滨的西南丝绸之路，无论是翻越“横断七岭”的茶马古道，还是散播一路铃铛声的闰盐古道，无论是彝人漫长的迁徙之路，还是西方学者深入大凉山腹地的探险之旅，何万敏总是会从一个考察的事件基点出发，去尽力追踪、复原历史存留在现实大地上的人迹，由此构成了他丈量大地的踪迹。
　　在我看来，历史即是由“人迹”铺成的，而重大的历史事件才成为“史迹”。二十多年越发润物细无声的平民史观，让我们看到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尤其是普通个体生命的“踪迹”，他们的恩怨情仇，很自然地成为了微观史研究者的着手点，这恰恰是何万敏非虚构写作的立场与进入之口。
　　何万敏认为：“沿着古道一路走来，我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个举足轻重、又颇为有趣的‘点’上，只不过文字中表述的‘点’并非单个数字的实指。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眼界，汉朝‘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尽管横断山东缘的群山叠嶂、江河湍急，形成重重阻隔，对外界事物的好奇一直是推动人类持续寻路与探索的原动力。只要你在连绵的山峦或者无垠的旷野目睹道路网络般的延伸，你就会对此深信无疑。”
　　在我看来，这是构成《凉山纪》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道路如线，草灰蛇线，伏延千里，何万敏追踪历史中的人迹，他的足迹与历史之道合辙、合股而绞缠，由此托举起扎实、丰满、感人、绵延的叙事。当叙事之道在他手中盘聚为一体，这就像彝族村寨里的多锭纺车“罗噜颇”一样。所以说，何万敏的《凉山纪》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以凉山为核心的锦匣叙事。
　　何万敏的历史视野与学术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他注意到，早在1944年，著名学者林耀华在成都燕京大学校园完成了10万字的人类学实地考察报告《凉山夷家》，为民族志的写作提供了绝佳范例。有鉴于此，他在多年前重走“洛克之路”，以及他逆着金沙江水由北向南经过雷波、金阳、布拖到宁南等县，追寻即将消失的手工榨糖和人工溜索（这也是古蜀“笮”桥的遗存）。
　　他在美姑县一个叫依洛拉达的地方，深入彝族聚居地，细心品尝彝族年的坨坨肉和泡水酒，以及仍处寒冬中的春节他们如何建筑新房；他连续五次登上螺髻山、两次登上小相岭、四次进入甘洛大渡河峡谷、十几次在泸沽湖畔踯躅……他非常注意百年之前的季候、山河、道路、驿站、植被、风俗与现在的对应关系，并从中寻找出那些失落的事体，由此凸显了那个时空不再的事体的珍贵意义。
　　何万敏说：“历史在我们的目光所能看到的范围之内，几乎就是那么几样东西：日、月、云、雨、山、水、土、石、草、木……”《凉山纪》里出现了很多凉山区域里的风物，纳须弥于芥子，藏日月于壶中，风物更蕴藏着一时一地民众的哀伤与眼泪。这恰恰是何万敏笔下“历史微观写作”的渊源与来历，也是他俯身大地精雕细刻草木虫鱼的文学结果。
　　何万敏的非虚构写作所彰显的价值尺度，是真实、自由、独立人格等等特质，它着眼的文本价值在于让一切事实进入熔炉，炼就出文学的纯铁。一言以蔽之，这样的非虚构写作正是反虚伪的真文学。
　　面对过往，当代人往往以严苛的冷峻之眼待之，还中气十足地自命为理性与中立。但陈寅恪先生却高扬“同情”的放大镜，他认为历史研究对于前人的种种情境与心态，必须抱有一份“同情之了解”，这也是钱穆所言的“温情与敬意”。以此观之，《凉山纪》体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饱含深情的氤氲，总是在字里行间萦萦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