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贵良去世33年了。今年正月初五,是父亲诞辰110周年。我写下这些文字,以作纪念。
父亲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是辛亥革命那年正月初五出生的,巧的是,我也出生在正月初五。更巧的是,我的外孙女的出生日,也与我们同一天。
1982年初,我从军队纪委转业回绵阳。一边恶补文化知识,一边努力熟悉地方纪委工作。四年后,我取得语言文学专业和法律专业两个文凭。不久,当上了全省各市州纪委最年轻的办公室主任。
父亲住院治疗期间,由于误诊,病情转重,很快病危。幸亏转院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病情才稳定下来。我们当时气愤地要找医生讨说法,父亲却说:“医生也是好意,又不是故意的。”一句话,说得我们没了脾气。
尽管父亲是离休干部,享有很好的医疗保障条件,但他还是背着我们,与医生悄悄签订了风险很大的试验型治疗方案。试验型治疗方案的疗效,只维持了短短几天,他全身的微血管就开始渗血,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33年前的“五一节”上午,不少亲朋好友来到病房探望,父亲很高兴地与他们见面谈话。孰料,下午病情就急转直下。我小心翼翼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的吗?父亲说:“没有了。你就让我这样睡过去好了。”
1988年5月1日深夜11点46分,父亲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经医院紧急抢救,他又醒了过来。父亲说:“下次心脏停跳,就不要再抢救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就让我这样睡过去吧,再也不要做那些没用的抢救了。”5月2日凌晨1点20分,父亲的心脏再一次停止了跳动。依照他的嘱咐,没有再进行抢救。我一直握着父亲的大手,从温暖慢慢变冷……
父亲戎马一生,身上八处负伤,有一块弹片一直未能取出。他经历过1937年“8·13”淞沪抗战,在保卫四行仓库中光荣负伤;在八路军中,他是皮定均将军的一员骁将;解放战争时期的血战孟良崮战役,他身先士卒,荣立大功。
全国解放后,他是四川省中江县的首任兵役局长,并亲自送黄继光等四川籍战士抗美援朝。上世纪50年代绵阳、遂宁两个专区合署,他是绵阳地区的首任民政局长。他还是“第二个都江堰”——武都引水工程的首任指挥长。改革开放后,他又第一个向组织打报告,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
父亲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薄名利,恪尽职守,是公认的好人。他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干部,再困难的工作、再危险的任务,他从没辜负组织的期望。
作为父亲,他的身教永远大于言教。
父亲老年得子,对子女从不偏袒溺爱,而是严格要求一视同仁。我们三兄妹结婚时,父亲送同样的手表作为祝福,希望我们珍惜时间,永不停步。“好好学,好好干,好好活”这九字传家之言,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好好学”是父亲对我们的启蒙。
父亲家里穷兄弟姐妹多,只在偃师县大口肖村的私塾里念了两年书。小时候他时常骄傲地对我说:“你爷爷没能供爸爸读完初小,你只要好好学,爸爸有能力供你读完大学,甚至博士。”“好好学”这三个字,始终伴随我上山下乡,戍边扛枪,转业地方,调到中央机关。在“好好学”的激励下,我至今坚持把读一万字书或写一千字文,作为我每天的必修课。
“好好干”是父亲对我们的鞭策。
1970年底,我从插队的乡下参军入伍。父亲赶来时,窗外的他只来得及丢下“好好干”三个字,火车便呼啸而去。我扎根连队,从最苦最累的活儿干起。我在军事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崭露头角,十多年的军旅生活,没人能看出我是城市兵,更没人知道我是干部子弟。
1985年转业地方三年后,我被任命为绵阳市纪委办公室主任。看着有点春风得意的我,父亲决定与我进行一次恳谈,教育我“五个不”:一是不能贪污,屁股不净难有威信;二是不能偷懒,尽心不够难以当头;三是不能表白自己太累,头累身难起;四是不能当众轻言下属不行,部下窝囊实乃领导废物;五是不能拒绝别人解释,听人辩解可得一半。现在回想起来,这“五个不”,其实就是父亲对“好好干”三个字,极接地气的具体诠释。
“好好活”是父亲对我们的祝福。
27年前,我初到北京,张黎群同志(32岁时任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后任社长),曾就“生命是一个过程”让我即席作答。略作思考后,我向忘年交的张老作了这样的阐述:人生是一个过程,所有的人的起点和终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正是在于过程即中间的这一段。有的人,过分领悟于起点和终点的相同,无所事事,与世无争。有的人,又过于醉心于过程即中间那段的不同,而费尽心机,锱铢必较。
“我去了,你们要好好活。”这是父亲在弥留之际,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每年的正月初五,我和弟弟、妹妹,都会向父亲汇报“好好学”的体会,“好好干”的历程,“好好活”的情况。
父亲以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好好活”,以其有尊严的活法,加深了我们对“好好活”的理解。
亲爱的父亲,我们想您了!您听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