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陕西省榆林神木市的石峁遗址皇城台。邸楠供图

　　11月5日，邸楠做客2026名人大讲堂。 徐语杨摄

　　在黄土高原北端、毛乌素沙地东南缘，一座史前古城已被风沙吹拂了约4000年。它比良渚古城和陶寺古城都大，是目前已知中国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这就是石峁。
　　11月5日下午，成都理工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石峁考古队原副队长邸楠做客2026名人大讲堂，进行今年的第9场讲座。他以《石破天惊：石峁古城的发掘与文明阐释》为题，带观众走进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早期“国家”。

六条特征逐条对照 说明石峁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石峁位于陕西省榆林神木市境内，地处黄土高原北端与毛乌素沙地东南缘的交界地带。遗址主体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属于龙山时代晚期。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构成，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中国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
　　仅“大”本身并不足以说明问题。邸楠在讲座中引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归纳的考古学表现出的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逐条对照，石峁都能一一对应，这足以说明，石峁已进入早期国家的阶段。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国家阶段，首先看是否有大型都邑或城市，石峁有三重城垣，且面积巨大。再看是否有多层级聚落结构。邸楠展示了石峁所在的秃尾河流域100余处龙山遗址，许多和石峁一样都是石城，但面积和等级与石峁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了“众星捧月”的空间布局和类似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这足以证明石峁拥有多层级的聚落结构。
　　第三条则是不同等级和功能的公共建筑或设施。邸楠在讲座中重点展示了石峁核心区域皇城台，其顶部有一个“石包土”结构的大型建筑，称为大台基，呈现为130米见方的圆角方形，高约4.5米，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大台基出土了许多石雕，雕刻技法和题材多种多样。“大台基就是符合这一条标准的最好例证。”邸楠说。
　　第四条是不同等级的权贵墓葬。石峁古城皇城台西侧发现的墓地，已发掘墓葬近百座，是石峁遗址内等级最高的墓地。邸楠提到“这应该就是石峁统治者的墓地”。高等级的墓葬有葬具、壁龛、殉人以及殉狗，低等级墓葬的随葬品逐级减少，甚至可能什么都没有，足见石峁已有不同等级的墓葬。
　　第五条，是否有能体现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大型公共工程。对此，邸楠表示，仅城墙修筑一项，初步估算石方量就达到20万立方米左右。外城东门址体量最大、设计最复杂、结构最完整，动员能力可见一斑。最后，还需要有集中管控并服务于权贵的高端手工业。皇城台发现1.7万枚骨针，还发现大量其他骨制品，包括成品与半成品，这些都提示有制骨作坊存在。作坊设在遗址最核心区域，与统治者居所同处一地，邸楠判断这或许是“由统治者所控制的一种官营手工业”，类似于今天的“央企”。
　　六条特征逐条对照下来，邸楠认为，根据这样的标准判断，石峁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早期国家。但这个“国家”叫什么、族属何人，由于记载缺失，目前尚无定论，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纴木、口簧…… 这些文化现象竟然都源自石峁

　　如果说完备的国家形态是石峁的“骨架”，那么石峁古城中的种种细节，则构成了这座石头城的“血肉”。
　　“藏玉于墙”是石峁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邸楠介绍，外城东门墙基下、石墙缝隙中，均发现埋藏有玉器。玉器在古人的观念中是沟通天地鬼神的神物，将其有意识埋入墙体，可能是祈求城墙永固、风调雨顺。古书中曾记载残暴的夏桀修筑“玉门瑶台”，藏玉于墙或许正是这类记载的考古印证。
　　石峁先民还都是“技术流”，智慧和创造力非同一般。在一些石墙上，平行排列着孔洞，有的孔洞里还插有木头。经考证，这就是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的“纴木”，功能相当于今天的钢筋，可以提高墙体承载力。这些木材都是柏木，比松木更坚韧、耐腐蚀、防虫蛀。邸楠提到，这足以说明石峁先民已具有根据需要选择木材的能力。正是有了纴木的帮助，皇城台的石墙才能历经约4000年不倒。
　　邸楠还提到，受当时气候影响，木材是比较稀缺的资源。于是石峁先民的房子直接利用黄土的直立性挖凿而成，广泛修建窑洞式建筑，不需要依赖木材。这种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陕北的窑洞民居。
　　此外，皇城台门址前两道长墙围合的广场，则开创了城门前置广场的先河。邸楠说，这种形制在后来的隋唐洛阳城应天门、明清故宫午门广场都能见到。“追根溯源，其实石峁才是这一建筑制度的起源地。”他说。
　　物质之外，声音也被石峁人留了下来。皇城台出土的乐器口簧，长约8至9厘米，宽逾1厘米，厚仅1至2毫米。成语“巧舌如簧”的“簧”说的就是它。早期口簧在全球多地都有发现，但石峁发现的口簧时代最早，这无疑也是中国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发现。
　　还有一项发现带着浓烈的生活气息：酒。通过对陶器内壁残留物的分析，研究人员确认石峁陶器中有酒类遗存，原料包括黍、水稻以及百合、野豌豆等野生植物。石峁人可能使用瓮酿酒，用盉类陶器温酒，然后注入陶杯中饮酒，宴饮方式更加仪式化和复杂化。邸楠说，如今的陕北人喜欢饮酒，“如果追根溯源，可能从石峁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从石峁到三星堆 交流是创新的动力

　　讲座最后，邸楠把石峁放回了更大的互动网络中。以“藏玉于墙”为例，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均有发现。
　　“我们注意到，在三星堆的建筑地基和墙体基槽中，也发现了把小件玉璧、石璧和象牙埋入墙体的现象。”邸楠说，这些遗址时间跨度很大，人群和文化传统不同，但玉石的崇拜以及奠基祭祀的观念，其实已形成了跨区域跨人群的一种共鸣。
　　再说说牙璋。邸楠认为，石峁可能是牙璋最早的起源地，但石峁的牙璋形态较小。到了二里头时期，牙璋出现大型化趋势，加工也越来越复杂。从二里头开始，牙璋向南不断扩散，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大量发现，再向南到珠三角地区，甚至越南北部也有出土。牙璋从一个区域性的玉器演变为被广泛接受的礼器象征，进而成为王权和礼制的象征物，折射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从多元到一体的文化与礼制认同。
　　再如石雕神面。邸楠也例举了三星堆青铜面具上繁复的冠饰、重圈的眼睛，这些在石峁石雕中都能找到相似的表现。有学者提出，三星堆存在广泛的眼睛崇拜，而石峁石雕中同样有许多和眼睛有关的图像。“这不仅说明两地存在形象上的交流，更暗示三星堆跟石峁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信仰上的共鸣。”邸楠说。
　　邸楠在讲座最后总结了石峁发现的三点启示：“第一，石峁改写了文明起源的空间版图，证明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存在多个并行的高度复杂文明中心；第二，文明发展可以跳跃式进行，河套地区在龙山时代短短几百年间迅速崛起，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和石城林立带来的竞争压力，成为国家化进程的催化剂；第三，交流是创新的动力，理念传承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根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