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做客“名家会客厅”。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王巍亲历了中国考古学从“用手铲说话”到“多学科对话”的跨越。从殷墟到三星堆，他用45年的时间，在大地之上寻找文明的实证。
　　5月24日，2026名人大讲堂再度起航，在正式开始《何以中国——探源工程所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讲座前，王巍做客“名家会客厅”，让观众先行触摸到了考古学的温度：一个人的求索之路和一个民族的寻根之路。

走上考古之路
源自一部纪录片

　　“我们这代人都看过一部叫做《近十年出土文物》的纪录片。”王巍回忆起最初对“考古”的印象时说，纪录片中的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让屏幕前的他非常向往，也种下了一颗“考古”的种子。于是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填报了考古专业，并以第一志愿被录取。
　　正式参与田野考古工作后，生活和环境的艰苦让王巍身心疲惫，但是，“能够通过自己哪怕一丁点的发掘，哪怕发掘一个陶器”这样小小的成就，支撑着他走了下去。
　　“每一个考古人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发掘，为自己研究的领域提供新的材料。”王巍笑道，“当然运气好一些的，像我们四川的同行，能够遇到像三星堆、金沙这样的遗址。”做考古，其实就是在描摹中华文明的图景。在王巍看来，三星堆、金沙遗址所代表的，是一大片的图景：哪怕是一根细细的线条、一个小小的色块，都能够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图景提供不一样的佐证，“这些都是考古人最强的精神支柱。”

从事考古45年
荣幸参与三星堆考古

　　“我从事考古45年，最荣幸的就是参与了三星堆的考古。”王巍说。
　　2020年，时隔34年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再次启动发掘。王巍作为专家组组长，从发掘方案的制定、工作的落实、央视的三次现场直播等，都深度参与其中。
　　长期从事黄河流域考古，并在殷墟、偃师商城、周原等多个遗址工作过的王巍，来到三星堆后有了全新的感受。“一整个坑的文物，一件一件地提取。一般一个墓葬能出几件陶器，运气好一些有几件青铜器。三星堆绝对是一个特别大的例外。”王巍回忆起发掘现场所带来的震撼，似历历在目。
　　尤其是新的发掘方法，比如三星堆的2000平方米考古大棚、恒温考古方舱、实现“0时差”现场文物保护的移动式实验室等等，更是让他印象深刻：“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先进的硬件设备。”加之40多个团队的多学科合作，让王巍发出了“三星堆的新一轮考古，是新时代中国考古的样板”之感叹。
　　中华文明有三大突出特质：延绵不断、兼收并蓄、多元一体。而“多元一体”，指的就是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都有自己文明发展起源、形成的过程；这些区域并非封闭式的存在，而是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中，展现出密切的联系。三星堆-金沙遗址，就是“多元一体”格局的有力实证。
　　从夏商文明流传而来的“范铸法”和青铜器，在三星堆-金沙遗址有了新的发展。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像、太阳形器、青铜纵目面具等，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青铜立人像、青铜眼型器、青铜鸟等，都表现了古蜀先民独特的思想世界。“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其遗物的丰富程度，以及这些遗物所能表现出的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制作工艺的精湛，都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王巍如此认为。

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提出“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常被专家们比喻为“为中华民族续写家谱”。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王巍见证了这个续写过程。
　　在有坚实的考古成果之前，中华文明确切的文字记录，只能追溯到《史记·夏本纪》，也就是距今约4000年前。纵然黄帝、炎帝的传说在中华大地上已是耳熟能详，但也只能被归于“神话传说”一类。要找到考古实证，才能证明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切实存在。
　　这个图景，靠着考古工作者一铲一铲地“挖”出来了。良渚、石家河等多个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都证明了5000年文明史并非虚言，而是历史的真实。“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间，中华大地上的各地确实相继迈入了初期文明的阶段。”王巍说。
　　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大大区别于以往传统的“文字、青铜器、城市”三要素，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而“都城、宫殿、大墓、礼器、战争”则为五大表现形式。
　　“按照原本的三要素，很多人都在关心三星堆什么时候能发现文字，但其实文字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好比印加文明。”王巍说，“印加文明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他们拥有高超的纺织技术和黄金冶炼技术，但依旧没有文字，因为他们采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拥有一套独有的记载或传递信息的方式。因此，即便三星堆没有文字，也不能否认它进入了文明。”
　　“如今，我们甚至能把中华文明的起源，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王巍说。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遗址，出土了30余只七声音阶骨笛，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刻在龟甲等器物上的契刻符号，早于殷墟甲骨文4000多年，被认为具有原始文字性质。“当然，它距离文明还有一定的阶段，我们现在普遍认为，中华文明在距今8000年前起源，在距今5000年前形成。”王巍解释道。
　　如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在继续。在“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等，都为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的形成增加了全新的研究材料。未来，中华文明还将如何“续写”，我们拭目以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