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玫是个地地道道的成都妹子。

　　雅玫创造的彩色光球《伊甸园》。

雅玫的艺术展《源》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的装置。王一理摄

　　在成都5月微凉的晚风中，中演·成都大剧院前的草坪上，两把折叠椅静谧伫立，宛如待客的茶席。一旁巨大的钢架装置支撑起悬浮星系，彩色光球在绿茵间微晃，像遗落的星球，又像跳动的心脏。
　　记者在成都见到了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演员雅玫，当天她身着一袭黄色连衣裙，眼神明亮坦然，手指着那些在暮色中渐次亮起的光球说：“天黑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光球突然亮了，但其实它一直都在发光，只是白天你看不见它的光亮。”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雅玫关于生命、艺术与归乡的叙述。今年的“五一”假期，她将自己生命的碎片与光，铺陈在这片户外的“舞台”上，名为《源》。

展览是生命转折的一次记录

　　雅玫的艺术展《源》，在她口中，是一场“不得不做”的仪式。这不仅是她继北京之后的第三个展览，更是她生命转折的一次记录。
　　聊天中，雅玫透露，展览构想源于与老友在火锅店的“致青春”对谈。两位从成都奔赴北京的女孩，在氤氲热气中聊起剧场——朋友说剧场治愈了她，雅玫也说，剧场是塑造自我人格的精神原乡。
　　“我以前是不敢回成都的。”雅玫坐在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裙角，“小时候在成都的日子，对我来说，是拖着箱子在不同‘家’之间的漂泊，所以18岁离开后，就想在别处寻一份归属感。”
　　然而，这一次，她选择回来了。“因为我长大了，我有了面对的勇气。”雅玫说，这次展览是她生命的一个新阶段，是“溯源”——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去缝合那些曾经的伤口。“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告诉那个曾经在成都街头不知所措的小女孩，你看，我走出来了，我活得挺好。”
　　为了这次“溯源”，她重走了童年走过的路。在青羊区的二道街，在锦江宾馆旁的河边，她用相机记录下那些曾经让她感到落寞的地方。她甚至特意回到小时候常去的面馆，坐在同样的位置，吃了一碗当年爱吃的面。“那天我边吃边哭”，她坦言，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她终于有勇气面对那个曾经的自己。
　　这组照片最终成为了展览的一部分，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风景照，而是经过了特殊的处理——胶卷在冲洗过程中意外曝光，底片上充满了彩色的光斑和虚无的痕迹。“本来我以为这是废片，但后来我觉得，这不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吗？”她指着照片说，“那些看似‘错误’的光斑，恰恰是我生命中最绚烂的部分。”

从“饰演他人”到“表达自我”

　　在聚光灯下，雅玫是电视连续剧《上甘岭》里的向红，是那个在战火与废墟中依然坚韧的战士；在镜头前，她是那个总在寻找“第四面墙”的观察者。雅玫坦言，演员的身份虽然光鲜，却也充满了被动与束缚。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活在角色的面具下……用她的话来说，自己像雪地里的一枝枯枝。
　　但是，枯枝之下，生机暗涌。当雅玫拿起相机，她发现了一个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新天地。“摄影不需要台词，不需要导演调度，只需要与世界的直接对话。”这种从“饰演他人”到“表达自我”的转变，给了她前所未有的力量。
　　“演员在做任何其他的艺术形式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打动观众。”雅玫认为，无论是演戏还是摄影，核心都是生命的表达。在展览中，她大胆地使用了荧光色与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与她以往在银幕上给人的端庄印象大相径庭。这种色彩的爆发，正是她内心生命力的外化。她不想只做一个完美的“花瓶”，而渴望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棱角的“器皿”。

会赋予演员身份更广阔的定义

　　在成都的《源》里，雅玫创造了那个巨大的彩色光球——《伊甸园》。“当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彩色的光体，那是光最起初的样子。”她兴奋地描述着创作过程，“光的可能性不只是彩虹的七种颜色，它有无限的可能。”
　　采访接近尾声时，天色渐暗，展览现场的灯光渐渐亮起。那两个巨大的光球，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柔和，宛如两轮满月悄然降落于草野，静静地伫立着。
　　雅玫站起身，走到光球前静静注视着它们，轻声说：“你看，月亮和星星其实一直都在。”她转过头笑了笑，“我以前总是在找光，后来我发现，光一直都在，只是有时候我们被黑暗蒙住了眼睛。”她用天体运行的规律来比喻人生的起落，那些看似绝望的至暗时刻，或许正是为了让我们重新连接内心的光源。
　　雅玫指着远处的剧院说，自己不会离开演员的身份，但会赋予它更广阔的定义。她计划回到北京继续排练剧本朗读，也准备在下半年尝试写作和拍摄电影。她想讲述的故事，依然是关于人，关于生命，关于那些在废墟中依然能开出的花。
　　暮色四合，草地上的两把椅子空了下来，但那两盏月亮光球依然亮着。远处，成都的夜空开始泛起深邃的蓝色，一轮真正的月亮，正悄悄爬上树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一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