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图据上海博物馆官网

莲鹤方壶图据河南博物院官网

　　桂叶形石器图据黑龙江省博物馆官网

　　东汉陶说唱俑图据四川博物院官网

　　镶金兽首玛瑙杯图据陕西历史博物馆官网

　　许多青铜器铸造时会在器身刻写大篇幅铭文，记述作器者事迹、作器缘由，成为研究当时历史宝贵的一手史料。鼎作为古代中国王权的重要象征，青铜礼器作为“周礼”的物质遗产，在历史更迭的叙事中无数次站在舞台中央。

大克鼎：三千年前的历史档案

　　2024年2月2日，位于上海浦东的上海博物馆东馆启用。作为上博镇馆之宝、被海内外瞩目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如约出现在了先行试开放的中国古代青铜馆中。
　　展柜里，大克鼎静静矗立，庄严端穆，完全想象不出它的身世是一段从陕西扶风到黄浦江畔的传奇历史。
　　清代光绪年间，一个寻常的午后，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一位农人无意中的挖掘，让沉睡地下数千年的大克鼎重见天日。
　　大克鼎通高93.1厘米，重达201.5公斤，造型雄伟厚重，鼎腹呈半球形，双立耳，蹄形足，器壁厚实，气势恢宏。
　　鼎身装饰着华丽的三组兽面纹，展现着西周晚期青铜铸造技艺的高超。
　　大克鼎鼎腹内壁铸造290字铭文。这些文字整齐划一，笔画圆润有力，布局严谨，是西周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典范。
　　铭文记载了西周晚期，贵族“克”凭借祖父师华父的功绩受到周王册命并获得丰厚赏赐的内容。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个人家族的荣耀，更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
　　“从这份铭文记录来看，克的爷爷辅佐先王有功，克受到周王的恩宠重用。”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葛亮说。
　　大克鼎铭文结尾处铸铭着“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文字。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认为：“从大克鼎等青铜器的铭文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将重要的历史事件、治国理念铸刻在青铜器上，不仅是为了记录，更是为了传承给后代。这种‘功烈铭乎金石’的传统，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

莲鹤方壶：春秋最美青铜器

　　在河南博物院诸多“镇院之宝”中，出土于河南新郑郑公大墓的莲鹤方壶，造型特别——壶腹装饰有精美的蟠龙纹饰，蟠龙龙角竖立，极为生动，壶体四面各装饰一只神兽，呈向上攀援姿势，圈足底下有两条卷尾兽，其头转向外侧，与蟠龙神兽遥相呼应。尤为出彩的是，方壶顶部十组双层镂空莲瓣舒展盛开，中央昂首而立的仙鹤双翼舒展，引颈欲鸣。
　　“郑公大墓出土的方壶为一对，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只在尺寸上稍有不同。”河南博物院研究馆员曹汉刚说。目前，另一件莲鹤方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朵莲、一只鹤，让硕大壶体的感觉轻盈起来，“壶盖所展现的清新俊逸、活泼生动的意境，一改商周时代青铜器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由威严变得奇巧。”曹汉刚说。
　　相关专家认为，莲鹤方壶既有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又有楚地的流动飞扬，是中原晋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

小南山桂叶形石器：石破天惊的加工技术

　　凝视穿越九千年的桂叶形石器，不仅看得到先民的手艺，更有一个民族对精工致道的永恒追求。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一件形似桂叶的黄绿色石器静卧于丝绒之上。石器长25厘米，宽5.8厘米，通体磨制光滑，刃部锋锐如新。这件一级文物1958年被发现于饶河小南山脚下，朴拙的形制背后，隐藏着文明破晓时分的创新密码。
　　该石器为周身琢，中间厚，两侧薄，形制对称，厚薄均匀，边刃加工制作锋利，是镶嵌在骨刀梗上的石片石器，属刮削器一类。器物两面都经过两次“压制法”的修理。
　　专家介绍，首先，由毛坯的两侧边向中心用力挤压，压下了长而薄的石片，在其两面留下大而平的石片疤，使它成为非常薄的半成品。在此基础上，沿着周边两面作第二次压制修理，在石器的周边留下细而平，且相当均匀的脱落小石片疤的痕迹，使石器的形状变得更加规整，刃口和尖更加锋利。
　　这样的加工技术代表了人类打制石器技术的极高水平，这样的文物目前为止在我国是首次发现。
　　桂叶形石器造型既模拟自然界桂叶的形态，又暗合箭镞的流线。
　　桂叶形石器的发现只是“前菜”。2015年开始，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饶河县文物保护中心正式对小南山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出土玉器、石器等文物上万件，其中玦、环、管、珠、璧、斧等构成的玉器组合反映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面貌。
　　“根据碳14测年和考古学研究，小南山遗址玉器集中出土的第二期文化遗存距今约9000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小南山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李有骞表示，这不仅将我国玉文化的起源向前追溯了1000年，而且向北推进了1000多公里，颠覆了以往对玉器起源的认知。
　　小南山玉器群的辉煌，建立在一项石破天惊的技术革新之上——世界最早的砂绳切割技术。凭借这项关键技术，破解新石器时代玉料加工难题，玉料得以从稀缺的自然资源，转变为可标准化加工的礼器坯材，极大地提升了制作效率和形制规范。这一技术范式，从小南山所在的东北亚地区萌芽，随后沿江河南下，一路跨越山河，深刻影响了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乃至华东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为后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辉煌灿烂的玉礼器体系诞生，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技术基石。

东汉陶说唱俑：见证天府之国的富足安宁

　　中国说唱艺术源远流长，其根脉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俳优表演，是民间说唱的早期形态。俳优，即古代专事乐舞谐戏的艺人，表演形式多样，涵盖歌唱、舞蹈、杂耍，甚至融入简单情节。他们一边击鼓高歌，一边插科打诨，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至秦汉时期，说唱艺术尤为兴盛，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内容。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东汉陶说唱俑属国家一级文物，高66.5厘米，于1963年出土于四川省郫县宋家林砖室墓。陶俑头顶椎髻，双目微闭，歪嘴吐舌，表情生动。两臂上耸，左臂佩戴环饰；左手托小鼓，右手执槌作敲击状。俑像上身赤裸，双乳垂至腰际，腹部圆鼓，臀部后翘。宽肥的长裤垂落至臀，似有继续下落之势。
　　文物造型鲜活，生动再现了汉代俳优表演者的职业形象，不仅是汉代说唱艺术
　　繁荣的见证，也展现出古代雕塑艺术的高超技艺。
　　近几十年来，四川地区已出土十几件说唱俑，其中以两件最为著名：一件是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坐式击鼓说唱俑，另一件是四川博物院所藏的这件立式说唱俑。其手舞足蹈、笑容满面的样子，仿佛正定格在说唱最精彩的瞬间。
　　汉代人们为什么要随葬徘优俑？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张琴告诉记者，这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有关，人们喜欢将生前的生活场景在墓葬内复制，以期望死后可以继续生前的生活或者过上生前没有得到的理想中的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这些随葬品中窥见当时人们的生活。
　　众多说唱俑的出土，反映了说唱艺术在汉代的流行，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四川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随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百姓生活日渐富足安宁。

兽首玛瑙杯：唐代玉器之巅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有一件“艳压群杯”的唐代玛瑙酒器——镶金兽首玛瑙杯，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缠丝玛瑙雕刻而成的，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
　　工匠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整体为兽角形状，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杯子的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兽嘴处的镶金则是酒杯的塞子，达到了观赏性和实用性的统一；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与杯身连接，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处地装饰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看上去十分美观。
　　作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代表着唐代玉器的绝佳水平。
　　它的造型取材于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在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是东西方交流不断加深的有力见证。
　　“唐代贵族用它饮酒，说明唐人对西方宴饮方式有所借鉴，是我们观察公元8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本’。”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双怀告诉记者，唐代的文明互鉴促进了域外“胡风”与汉文化在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融合，从而形成了雍容大气、海纳百川、豪情万丈的盛唐气象，这对当代的跨文化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