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临水月观音像》。受访者供图

　　1941年，被誉为“中国画坛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在漫天黄沙中辗转抵达敦煌，并在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岁月中，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与考察记录。如今，八十余载过去，这段故事仍在与敦煌相隔数千里的蜀地回响。
　　10月19日，天府书展主会场，由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张凯编著的《大千敦煌——张大千敦煌石窟考察笔记研究》正式发布。该书通过200余幅高清影像、70万字编著内容，首次全景式公布了张大千1941年敦煌考察的原始笔记手稿，为敦煌学研究带来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新书发布现场，四川博物院原副院长、首席专家魏学峰表示，张大千在敦煌临摹了近300幅壁画，创下了中国艺术史上的奇迹。可关于张大千在敦煌的学术路线，以前只有人提及却没有深入地研究。“本书作者张凯通过大量的比对，呈现张大千不仅在临摹敦煌壁画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印证了著名艺术史家傅申先生说的一句话，‘张大千是画家中的史学家’，全面展现了张大千对于敦煌的贡献。”魏学峰说。

张大千石窟记录手稿
还原1941年的敦煌初见

　　浣花溪畔的四川博物院，一份珍贵的手稿静静躺在其中。这便是张大千的敦煌石窟考察笔记手稿。据张凯考证，此手稿主体是1941年张大千初到敦煌时所作的石窟考察记录，共记录石窟222个，其中榆林窟40个，莫高窟182个，真实记录了张大千初见敦煌时的所见所感。
　　如今，这份手稿在沉寂八十多年后，首次在书中以全貌亮相。书中不仅真实呈现了手稿原貌并辅以释文，也以抽丝剥茧般的笔墨，还原1941年的历史现场，并将张大千临摹的百余张敦煌壁画作品置于书中。
　　“书中第一部分，将张大千的敦煌考察之旅进行了再次梳理，目的是准确地判断笔记手稿的成文时间；第二部分，对榆林窟记录进行了探源；第三部分，对张大千莫高窟记录的部分进行了梳理和陈述；而第五和第六部分，是对榆林窟和莫高窟的记录进行释文和校注，主要是对文献的考察，也结合了我现场调查的结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凯介绍道。
　　值得关注的是，张凯在书中还花费了大量心血，把张大千团队当年临摹的敦煌壁画，和敦煌的原始洞窟一一对应了起来。书中张大千的每一幅摹本，都能找到它们在洞窟里的“原型”。

浮出水面的“临时编号”
揭开张大千研究的未解之谜

　　张大千在莫高窟第85窟甬道北壁留下的“第五十洞”刻字，曾让大家费解：它为什么与其他敦煌石窟编号都无法对应？无独有偶，张大千团队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上亦有类似数字编号，其来历长期不明。
　　而这一疑问，在新书《大千敦煌——张大千敦煌石窟考察笔记研究》中得到了解答。“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一套张大千的‘临时编号’。”张凯解释道，在研究初期，他就关注到张大千手稿中的“第一洞”“第二洞”等编号，与学界沿用至今的张氏编号完全不符。而在翻阅文献的过程中，他在张大千儿子张心智写过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一句话，其中提到了张大千的“临时编号”，也为他指明了问题的方向。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后，张凯认为，“第五十洞”正是1941年张大千对莫高窟的“临时编号”。
　　如今，新书以超长拉页图实现手稿所涉“临时编号”与张氏编号、敦煌研究院官方编号的一一对应。这一成果不仅明确了部分壁画临摹作品上数字编号的属性，更为梳理1941年张大千敦煌考察史、推进其临摹壁画分期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