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旃登名人大讲堂阐述保护文化遗产的核心理念。

　　名人大讲堂“古城保护季”3月29日下午迎来本季度的最后一讲，邀请到的是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主任委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前副主席郭旃进行题为《文化遗产理念的由来和世界遗产的主线》的讲座。
　　在正式进入讲座的核心讲义前，郭旃展示了一张罗马剧院的照片，他说这是目前业内公认的对遗产保护做得最好的范例之一。仔细看这张照片会发现多处不同的墙体颜色和痕迹，“因为有些是一千多年前修缮的痕迹，有些是几百年前的痕迹，有的是近期的。”
　　梁思成曾总结古建筑修缮的原则：整旧如旧。延续着它本来的面貌呈现真实性与完整性，这也是本堂讲座的核心主题。郭旃认为，保护遗产是保护其历史全过程的真实性。

遗产如何定义？从狭义的“纪念碑”到广义的“纪念碑”

　　郭旃首先对英语单词中的monument进行了讲解，以解释“遗产”的来源。monument意为纪念碑，在最古老和最普遍的语境中，初始目的就是为了纪念，是“人类为特定目的而竖立的人工建造物，为着纪念那些人们永难忘怀、世世代代留存于人们情感意识中的人的功勋和命运”。例如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
　　而到了后面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历史遗存最开始并不是为了纪念，最初只是为了满足当时的实际和理想需求而建造的建筑，只是在后来才被认为具有历史性价值，因此取决于现代的感知。例如我国的故宫、长城等等。
　　这也就从有意而成的“纪念碑”扩展成为无意而成的“纪念碑”，也就是“历史”的纪念碑。
　　“‘历史’的纪念碑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某个物这样狭义的纪念，而是承载着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纪念。”郭旃说。
　　郭旃认为，把文化产品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遗产来保护的相关理念，可以被看作是自16世纪以来逐渐演变的，并应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产物。在20世纪下半叶，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经历了快速发展，从最初的修复一座历史纪念物的概念，到现在它包含守护历史城市和乡村聚落，以及文化和自然景观，附注它们在相关的有形和无形方面的特异性。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期规划指出，文化遗产可以被定义为由过去传递给每一种文化的全部物质符号——无论是艺术的或是象征性的，并因此也是传递给整个人类的。作为文化身份确认和丰富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属于全人类的遗产，文化遗产赋予每个特定场所其可识别的特征，并且是人类经验的宝库。保护和展示文化遗产因而是任何文化政策的基石。

遗产的“文献学”意义：保护其历史全过程的真实性

　　郭旃提到，遗产有一项最重要的本质和属性：那就是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少遗产保护专家也指出，建筑史迹不仅有益于建筑学的研究，而且作为非常重要的文献有助于阐述和图示各个民族贯穿岁月的历史的方方面面。因此，它们应该受到文献般严谨、虔诚的尊重，在其中的任何改动，无论多么细微，如果它表现的是原件的一部分，都可能产生误导，并最终造成错误的推断。
　　“如果我们换成历史学，或许很好理解，今天我们在《史记》中任意改动一处，哪怕是一个字，《史记》也就是被篡改过的了，历史遗产同样如此。”
　　郭旃进而向观众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保证遗产的“文献性”特征呢？如何才叫真实和完整？
　　“是恢复到遗产最初的样貌，还是恢复到它最辉煌的样貌呢？”郭旃对这两种方向都予以了否定，他总结道：真实性是历史全过程的真实性。
　　这也就回到了罗马剧院的那张照片，对它的修复不是全部整齐划一修复到最好看、最辉煌的样子，而是尽可能保留它在历史上的真实样貌，尽可能少地干预，“只要修就一定会影响真实性，但是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保留历史样貌，就像收藏古玩的人说的‘包浆’，我们能看到历史风云在上面的样子。”
　　巴黎圣母院的毁坏与重建就是近期最为典型的案例。19世纪，法国建筑师维奥莱·勒·迪克开始参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2019年4月大火中被毁的巴黎圣母院尖塔就是在他主持下修建而成的。然而这座尖塔一直争议不断。到19世纪中叶，由约翰·拉斯金所领衔的批评浪潮，就非常反对这种所谓“风格性”修复，即按照一定风格对历史建筑进行武断修复和重建，而不是还原其历史的真实。
　　郭旃进一步提出假设：难道要因为当年对勒·迪克的批评就要恢复到他之前的状态吗？“没有，”郭旃说，最后一次维修过的状态已是历史，是原状。所以，法国的做法是“Do it as it was（照原样重建）”。
　　“站在我们现代来看，勒·迪克修复的巴黎圣母院也成为了‘历史’，真实性正是展示历史的全过程。”郭旃解释道。
　　在当代，保护理念逐渐成为被世人所接受的保护历史建筑和艺术品的现代方法，同时也成为维护保养和保护性修缮政策的主要参照。
　　此后，郭旃还对世界遗产的两条基线，即专业的主线，以及道德高地与国际合作基线的结合与纠葛进行了讲解，并同时向观众介绍了要成为世界遗产的必备条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摄影雷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