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阿来在“岑参蜀中诗”第四讲继续讲解岑参的成都纪行诗。李惠军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描述的元宵之夜场景令人沉醉，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领略古典诗词艺术的魅力。“辛弃疾在元宵观灯的时候，寻找的是去年观灯的美人。今天我们读岑参，寻找的是岑参诗里唐代成都的情形。”阿来说。
　　2月24日正好是龙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当天下午，阿来“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系列讲座之“岑参蜀中诗”，在阿来书房迎来第四讲，阿来继续讲解岑参的成都纪行诗，分别是《严君平卜肆》《张仪楼》《升仙桥》《万里桥》《石犀》等。阿来在讲解诗作本身艺术特色的同时，重点讲述了这些诗中涉及的成都城市文史掌故和人文地理概念，比如君平街、支机石、支矶石街、天涯石、张仪楼、升仙桥、万里桥、石犀等等。

岑参成都访古都去了哪儿？

　　唐人岑参在成都到处参观名胜古迹，其中一处是传说西汉文人、学者严君平曾卖卜的地方。如今在成都有一条君平街，就是以严君平之名命名。严君平曾是少年扬雄的老师。看到当年严君平给别人占卜的地方荒废已久，岑参想到一个典故：曾有一个人寻找大河的源头，见妇人浣纱，就问她这是哪里，对方说，此天河也。此人携一石归。严君平看着这个石头说，此织女支机石也，也就是说，这是天上织女织布用来垫机子的石头。岑参把这次访古写成《严君平卜肆》：“君平曾卖卜，卜肆荒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
　　成都西门城墙有一个楼，叫张仪楼。这座楼建了近千年之后，岑参来到成都参观之，写下《张仪楼》：“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曾闻昔时人，岁月不相待。”
　　张仪是战国时期魏国人，曾以连横之术游说诸国，入秦后因功为相。张仪曾代表秦朝，领着秦朝的大军来征服古蜀国。所以在成都有张仪楼。
　　在讲述这首诗的时候，阿来谈到成都这座城被命名的典故。据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张仪刚刚筑成都城的时候，土墙筑好又倒了，忽有大龟周行旋走，爬出一个轮廓。当时的人迷信，就照着乌龟爬出来的印子来修城，所以成都的城墙不是规整的四方形，而是像一个乌龟。因此，成都曾被称做龟城。到唐代，下雨太多的时候，成都的城墙容易垮，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城墙上栽芙蓉花。芙蓉花的根系很发达，可以坚固城墙。成都才有了更好听的名称“蓉城”。汉唐丝织业发达，成都又有锦城之称，“成都的名字越来越好听，跟生产力的发达，人们知识、审美的发展有关系。张仪将城墙修起来了，城西南百有余尺，大概就是今天的长顺街、通惠门那一带，叫张仪楼，临山瞰江，蜀中近望之佳处也。至少唐代还有张仪楼，以后慢慢没有了。”阿来说。
　　岑参在参观“升仙桥”时，写下“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阿来说，这首诗里的“驷马车”跟今天成都的地名驷马桥有关联，也跟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后乘坐驷马车的典故有关。司马相如驾着驷马车一直往南边走，大大扩展了汉代的疆域版图。
　　岑参还去了“万里桥”，写下“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阿来说，“万里桥今天还在。这里有一个典故，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东吴，费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从此这个桥就叫万里桥。那时有码头，可以坐船顺水而下，到遥远的扬州去。”
　　在成都的文史上，跟李冰治水相关的石犀经常被提及，杜甫就曾写过《石犀行》。阿来说，古人迷信认为石头可以压住水怪，但其实李冰治水成功更重要的是讲科学。今天我们来看，把这个石头放在水里，其实相当于一个水文标志，有助于知道淹没到哪种程度需要加高堤坝。岑参对李冰的评价很高，在《石犀》中写道：“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讲到此诗时阿来提到，如今有一头石犀存于成都博物馆中，是秦汉时期才会朴拙雕成的样子，秦汉风格非常朴拙。

岑参写诗风格转变的背后

　　如今，人们提到岑参，总爱用“边塞诗人”来概括描述，但其实边塞诗并不是岑参的全部，他一直探索新的表达方法，而且诗歌的样式、风格跟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这条规律在岑参身上有鲜明的体现。
　　阿来认为，岑参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最漂亮的诗是歌行体，不是在四川写的，而是在西域写的，比如我们讲过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如此豪迈。一到四川，他的诗风发生很大变化，他开始有意追求简朴、古朴、质朴的风格，跟此前在西域写的歌行体诗形成鲜明的对照。”阿来分析道，“善于写非常复杂、豪迈的岑参为什么一来到四川，变成了用简古的方式写诗？我想就是因为对象之别。诗人在不同的地方，根据所表现的不同的题材，要追求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他不是那种‘写歌行体出彩我就天天写歌行体’，而是愿意尝试不同的风格。在写成都这一系列访古题材诗时，岑参是在写古代的东西，所以他选择相应的简古的写作方法。他是真正的诗人，会根据自己的心境，国家的形势，更重要的是他所要描写的题材，找到一种最切合的方式。岑参这个淡泊的写法一路发展下去，中唐以后很多人发扬这种风格，似乎比他写得更好，比如孟郊、贾岛。”
　　阿来从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开始分析，“一个诗人是多面的，心境也是多面的。岑参写这些诗的时候，他的心境跟他所处的时代很吻合。安史之乱以前，他在西域纵横驰骋，意气风发。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力量在衰落，他的心境发生变化，从豪迈变得悲凉。时代雄强时，倾诉欲望强烈，浓墨重彩，西域诗就是这样的。但当大唐夕阳残照，盛唐过去之后，纵马天山南北的情形不可能再有，生命也随着时间衰落。早年他的边塞诗，尤其他的歌行体的张扬、豪强、奇绝、浪漫、英雄，转变成了简古和欲言又止。”
　　此前在讲杜甫成都诗的时候，阿来说，盛唐诗歌大幕是在成都拉上的。“岑参也是在盛唐。诗人还在，但是那种英雄气已经荡然无存了。这种转变也被苏轼捕捉到，他曾评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本身可以写得很复杂很细致，但是他不愿意，他选择欲说还休，选择了淡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