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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发现全国首个清代铸钱遗址

铸造钱币的大坩埚可盛铜液近百斤,出钱上万枚

出土的坩埚里还存有未融化的废弃铜钱。

宝川局遗址出土的坩埚。

  12月16日,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一项之前从未对外公布的考古成果揭开神秘面纱。全国首次发现的清代铸币遗址——宝川局遗址开启了相关文物的实验室研究。该遗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的勘探中发现的,经过为期两个月的考古发掘,清代宝川局遗址揭露遗迹有窑炉30座、炉房6处、方池6座及排水沟3条,同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坩埚、炼渣和钱币,钱文可辨以“乾隆通宝”为主,另有少量“嘉庆通宝”。

始建于乾隆年间
鸦片战争后裁撤

  据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发现于成都人民中路一段西侧,与人民中路一街之隔就是东华门遗址。该遗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勘探中发现的,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春节后开始发掘。
  唐彬称,宝川局为四川地区清代铸钱机构,文献记载宝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开铸,至乾隆年间(1736-1796年)共有铸炉40座,供地方兵饷、修城之用。
  雍正十年初,宝川局最初建于成都府前狭地,后移至贡院西空地,乾隆年间曾在此两次大规模扩建,修建炉房、挫磨房、库房等建筑,并因铜矿不敷额用,间或停炉减卯。反复开炉及改扩建活动,造成遗址同一炉房内多个窑炉之间的早晚关系,甚至窑炉扩建至炉房外,并拆除围墙等现象。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铜价高昂,至光绪三十年宝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机器局铸造的银元及铜元流通市面,宝川局原址改作劝工局。

发现钱币及钱树
还出土了大量瓷器

  据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窑炉平面呈狭长方形,为平地向下开凿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窑炉较深,后期窑炉较浅。窑炉由火塘及炉室两部分构成,炉室为熔炼铜液所在,温度极高,炉砖残留部分硫化迹象,周边有明显烧土痕迹。两座窑炉一般火塘相对,两两成组,周边砌砖围成炉房,部分炉房在后期因增修窑炉有所扩建。
  窑炉内竖向装填多枚坩埚,坩埚呈炮弹状,口大底小,高30~40厘米。遗址内部分坩埚填埋整齐,并有木板遮盖;部分坩埚用于排水沟,或铺设于沟壁,或直接口、底相接成一条排水沟。
  炉房及窑炉主要位于遗址东西两头,中间地段由多道隔墙隔开,中间分布6个方池,方池内填土发现大量瓷器及部分浇筑后的钱币及钱树,可能用作蓄水。西侧炉房一线发现多条小路接入炉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见烧土及炼渣等痕迹,可能其西为办公区。

遗址规模宏大
完整呈现铸币流程

  在介绍宝川局遗址发掘情况时,冶金考古实验室副研究员杨颖东戴上手套,抱起一个从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进行了容积测量容量测定,又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成分检测。“经过检测,这些钱币里没有锡的成分,主要是铜和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钱;而清代钱币如果含锡,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钱。”
  杨颖东说,“通过容量测定,我们可以推测,像这种大坩埚,一只最多可以容纳45公斤铜液,可以铸造一万两千余枚乾隆通宝;而一只普通坩埚,最多可以铸造4000余枚乾隆通宝,这是指理想状态下,而现实中应该小于这个数目。”杨颖东拿起一只在考古现场出土的破损坩埚,里面有一些没有成型的钱币,这些就是废品,由于铜原料很宝贵,往往会将废品投入坩埚重新铸造。
  杨颖东表示,宝川局冶铸遗迹非常完整地体现了清代钱币铸造及管理全过程。“宝川局遗址规模宏大、遗迹清楚、遗物丰富,体现了官方组织管理的特征。”唐彬则认为,清代宝川局遗址分布面积大,窑炉及附属设施数量多,布局结构较为清晰,出土钱币丰富,为复原和研究清代铸币工艺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历史风貌,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材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