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伟
莫高窟临摹壁画《舞乐》。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东汉乐舞百戏图》。
古人认为,“乐”与“音”不同,“音”是指没有舞蹈的表演,“乐”是融歌唱和舞蹈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是最高级别的表演,正所谓“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雅乐体系,乐舞表演形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乐舞成为“礼治”“乐治”的工具,“舞以象功”“舞以象德”,用来纪功德,祀神祇,成教化,助人伦。从上古尧舜时代起,直至清代末年,雅乐舞伴随着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始终居于中国乐舞的正统地位。
周代王室设立专门的乐舞机构——“大司乐”,掌管乐舞的演出、乐舞教育,被誉为我国最早的舞蹈学校。“大司乐”的设立时间之早、舞蹈教育水平之高,为当时世界之最。周代最高等级的“乐”是六代乐舞,又称为“六乐”。即为六个朝代帝王纪功的舞蹈,大多是周代以前各代的代表性乐舞。六代乐舞分门别类,用法分明,主要用于周代宫廷祭祀礼仪,表演的场合隆重,人数众多,仪式庄严肃穆,音乐和谐平静。包括黄帝时期的《云门》,尧时的《大咸》,舜时的《大韶》,夏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濩》和周代的《大武》。到了后代,“六乐”被称为“先王之乐”,其舒缓、平稳、清和、淡远的音乐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重要治国理政手段。
唐朝时期是古代乐曲、舞蹈创作的巅峰期,在我国音乐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唐朝时文化大融合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中原本土的音乐风格吸收了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乐曲风格,成就了《霓裳羽衣曲》这样具有极高艺术水平的大唐燕乐。《霓裳羽衣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浪漫主义歌舞精品,充满着唐朝特有的浪漫主义文化色彩,配上霓裳羽衣舞,独具商调式的清雅奢华的曲调,合着轻盈飘飘然的舞蹈,犹如我国音乐舞蹈史上璀璨夺目的明珠。作为宫廷燕乐,全曲融合了歌曲、舞蹈、乐器演奏等艺术形式,曲体庞大而多变,演出时长相比于其他乐曲更长,节奏也更舒缓。给人的感觉,音乐铿锵有力,而又不失舒缓浩大的结构之美,正如白居易所言“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全曲分散序、中序和曲破三个部分,共三十六段。散序通俗而言就是前奏,在前奏部分没有舞蹈,也没有歌唱,只有乐器打着节奏;中序的部分加入了歌唱和舞蹈,一般而言就是伴随着乐器的节奏边歌唱边舞蹈;曲破(唐宋乐舞名)是整个曲子的高潮部分,在这一阶段,主要以舞蹈为中心,歌唱和乐器的节奏逐渐加快,到结尾时又重新逐渐变慢,直到乐曲结束。这三部分的设计堪称绝妙,松弛有度,将各个部分糅合在一起,充分显示了唐代宫廷音乐的辉煌卓著。
到了南宋,雅乐的“乐歌化”“无乐不歌”是标志性的变化,表演形式有“登歌”“二舞”“宫架”三种。“登歌”就是40人以上的歌队在宫架乐队伴奏下的集体歌唱。“二舞”就是64人的“文舞”与“八佾之舞”。舞蹈表演通常在登歌和宫架的音乐之中进行。“宫架”表演呈现方式分为“堂上之乐”和“堂下之乐”两种。“堂上之乐”布局方式按照“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贵人声”的祖制,将演唱的歌队设在堂上,配以琴、瑟和单个的黄钟、钟磬等少量的乐器。而“堂下之乐”规模却十分庞大,依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摆放数十架编钟、编磬等各类乐器。各方阵间的乐部,布局巧妙,“举丝以见瓦,举竹以见匏,举革以见木”,足见当时歌舞表演、乐队声学水准和舞台艺术组织水平。
乐谱是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评价音乐艺术水平的主要界定依据。我国音乐曲谱历史悠久,种类多样,包括文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燕乐半字谱等,记载着历朝历代的宝贵音乐作品。文字谱如《碣石调·幽兰》,现存谱式为唐人手写卷子谱,现留存于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燕乐半字谱如《敦煌琵琶谱》;工尺谱为明清以来的主要记谱方式;减字谱如古琴谱等。南宋淳熙年间太常寺编修的礼制文献《中兴礼书》是现存最早、最全面的记录雅乐乐谱和雅乐操演程式的礼书,共收录了428首雅乐歌曲和器乐演奏曲谱,对南宋宫廷施礼用乐做了详细的记录。《中兴礼书》流传不广,较少人见其面目,连《四库全书》也未曾收入。明代《永乐大典》收录了此书,然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一场大火焚毁了《永乐大典》。所幸的是,清翰林院编修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中兴礼书》,使其留存下来。徐松辑录的书稿几经转折,到了2002年4月,终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影印,重见天日。
《中兴礼书》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大规模使用律吕谱记载雅乐的文献。学者也尝试着进行翻译,其成果却不断遭到质疑。除技术因素外,古今音乐观念的差异是主要原因。至上世纪2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西方音乐的基本乐理、记谱法、作曲法为核心的技术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音乐观念在绝对音高记谱法的理念、旋律线条的追求、调式规则节奏、形态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21世纪初,杭州师范大学田耀农教授主持了雅乐复建工程,吸收古乐研究专家邱之稑、杨荫浏等的乐谱考证和翻译成果,完成了六部雅乐代表作的表演,从《中兴礼书》和《风雅十二诗谱》中,选取了七首代表性曲目进行实验性译配和表演,使得沉睡近千年的南宋雅乐终于复现于南宋古都杭州。
周代以来,确立了以雅乐重器“乐悬”为中心的乐律“国家标准”,使雅乐成为中国乐文化的“基因”。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为我国乐律学研究最详尽的素材和宝贵样本,其编钟和编磬上音律铭文凿凿,正鼓和侧鼓部位都刻有乐律铭文,钟体相关乐律铭文达2800余字,有曾、楚、齐、申、秦、晋等多国乐律称谓对应记录。其后历朝历代逐渐形成了以“钟”为标准音高的乐律基准音,基本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乐律体系和范式。汉魏时期,继承雅乐“乐悬”为基,也遵循周代定律准则,进一步统一各种音乐的用乐标准。到隋文帝时,提出“国乐以‘雅’为称……雅者,正也”,正式确立雅乐为国乐,形成了“华夏正声”的概念。到了北宋,宫廷上下极为重视雅乐和乐律标准,尤其是对黄钟律的音高,曾进行过六次较大调整。据《宋史》卷一百二十六记载,仅景祐二年的一次黄钟律音高标准的改动,就动用了7万多名专业工匠。其中金属制造工153人,木工216人,皮革工49人,制陶工16人,刮磨工91人,油漆工189人。工匠们用了近五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乐器制作、调试,做成了七整套雅乐乐器。然而使用不到三年,因为乐器音高的偏差,又重新进行制作。每一次黄钟律音高标准的变动,意味着编钟、编磬和吹管类乐器等都得重新制作和调试。可见,如果没有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如此庞大而频繁的乐器制作工程是难以为继的。
南宋后,雅乐没有大的变化。明清雅乐基本上沿袭前代雅乐的风格和价值功能。作为国家层面的祭祀典礼,雅乐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终结而终止了传承,但是,雅乐在中国传统音乐形态、风格、乐律学、规范等方面,具有引领和示范的重要意义,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风格。20世纪50年代,湖南浏阳的祭孔雅乐还保持着活态传承,杨荫浏先生采录了当时的表演,记录下珍贵的演出资料。20世纪80年代,曲阜孔庙学习参考浏阳祭孔雅乐形式,恢复了祭孔雅乐的表演。近年来,雅乐得以弘扬推广,如平顶山学院复建高校雅乐团,中国音乐学院复建燕国雅乐演出等。2010年,杭州师范大学近千名师生员工耗时三年收集了南宋雅乐的文献资料,复制了南宋雅乐乐队的乐器、服饰、仪仗,翻译了数百部南宋雅乐的乐谱和罕见的舞谱,研习排练了部分代表作品,使文献中的南宋雅乐以“歌、乐、舞”的形式再现于世,呈现南宋雅乐的古典魅力,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刻内涵。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挖掘传承、创新发展雅乐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引领人类和平发展等都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