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图据湖北省博物馆

　　在历史悠久、形式浩瀚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有一种重要音乐形态——雅乐。雅乐出自宫廷庙堂，典雅纯正，和谐庄重，“乐教”华夏绵延几千年，塑造了中国礼乐文明，载入世界文化发展史。礼乐文化，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塑造了崇教重文、守礼贵和的礼仪之邦，培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中国礼乐文化散发着绚丽灿烂的夺目光彩，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永久魅力。□董伟

制礼作乐，治国安邦

　　雅乐源起于周王制礼。时光倒流到东周时期，在周王室诸侯国曾国的宫殿上，钟鸣鼎食，主宾们正聆听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交响乐”，乐声袅袅，余音绕梁……随着岁月流逝历史变迁，两千多年后，这一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由青铜编钟、编磬等组成的曾侯乙编钟呈现于世人面前，完整再现了古代礼乐仪式的庄严场景，折射出华夏先祖创造的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之光。雅乐尽管有着皇宫高墙阻隔，但偶尔“天上之乐”也会飘向百姓人家。真所谓“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礼记·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西周开国功勋姬旦被后世儒家尊称为周公，被誉为“制礼作乐”的圣人。周王朝施行的是分封制的政治制度，君主将土地赏赐给王室子弟，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组成诸侯国或者藩地，构建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格局。为了稳固统治，宣示政权正统性、合法性，周公在古代圣贤制作的“古礼”的基础上，创造了最初的“礼乐制度”——“周礼”，用“礼”的方式，制定行为规范，强化等级意识。周公在礼乐文化建设中，还对远古巫术、祭祀礼仪进行改造，把“歌、乐、舞”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引礼入乐”，用来象征尊卑秩序和伦理道德。如祭礼、飨礼、射礼、燕礼、迎宾、送宾等礼仪活动中“乐”的规格、形式，均须按照“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同时，乐舞、乐曲、乐章等，也须体现“歌功、颂德”的艺术表演内涵。钟、鼓、磬等雅乐乐器须按“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的标准摆放，建构起了一个等级严明、体系完整、政教特征突出的礼乐文明。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渐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指责违反礼和破坏礼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遂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在周公“制礼作乐”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以“礼”与“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宣扬“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乐文化。此后，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自觉继承问礼、学礼、复礼、传礼，把“礼乐”作为伦理道德的载体，构建儒学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
　　汉唐是雅乐的鼎盛繁荣时期。西汉时，雅乐使用的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仅作为宣示天子正统性、合法性的“正为”，发挥教化臣民平息欲望、服从等级制度的功能。如《史记》所载，西汉初年大臣们上朝或者和皇帝宴饮的时候，没有君臣之礼，还像打仗时那样高声喧哗、勾肩搭背。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君臣朝会宴饮仪式。在一系列仪式过程中，武将们个个表情肃穆，毕恭毕敬，往日乱哄哄的朝堂变得尊卑有序，井井有条。刘邦很高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因此重赏叔孙通，授予太常的官职，黄金五百斤。
　　到了大唐王朝，国风泱泱，八方来朝。社会、文化、艺术辉煌卓著，艺术造诣和审美价值都达到封建社会的最高层次。史料记载，唐朝帝王们有着爱乐、好乐的传统，帝王们创作了近百首歌舞大曲、歌舞戏、器乐曲、郊庙音乐等音乐作品。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极具音乐天赋，尤其擅长击打羯鼓，光练习羯鼓的鼓槌就打坏了几箱子。名相宋璟称赞其打鼓“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李隆基还十分精通作曲、指挥和编排，亲自参与音乐创作，指导作品演出，甚至对表演服饰也是亲自把关，形成了唐宫廷“尚乐”的繁荣景象。
　　同时，唐宫廷设有太常寺、教坊、梨园等乐舞机构，行使礼乐职能，表演歌舞杂技，培养专门音乐人才，启动编撰《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等文化工程。唐朝时期国家发展繁盛，推动了礼乐制度、宫廷雅乐的空前发展和繁荣，营造“朝廷序”“君臣和”“士民勇”的风气。但是，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统治政权变换频繁，雅乐进入了衰败期。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国家内忧外患，政权两度倾覆，深陷“靖康之乱”和败多胜少的宋金战争困局。宋王朝把希望寄托在寻求神灵与祖先的保佑庇护上。宋金议和后，国家得到难得的和平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来，因此宫廷更加尊崇“尊王攘夷”和复古之风，以“复古”“正雅”为出发点，继承和发展中国礼乐教化的治国传统，谨守先王之言，严斥胡夷音声，将雅乐制作与儒家纲常伦理、阴阳五行之说紧密结合。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尤其重视雅乐建设，投入巨资前后进行六次改乐，“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祈求国运昌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中兴，南宋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变，雅乐的表演已经完全职业化，向着多样化和艺术化的方向发展。宋代雅乐上承周秦、汉唐雅乐，下启明清、祭孔雅乐，影响深远，盛极一时，雅乐的音乐作品和演奏形式远播海外，在今天的韩国、日本、越南、老挝等国家和地区，都还有中华雅乐的保留和延续。

钟磬和鸣，金石之乐

　　由鼓、钟、磬等乐器组成的“金石之乐”，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交响乐团”。从周朝开始，鼓被誉为“八音”之首，制定了一套鼓乐的专门制度，专门设置“鼓人”官职，负责制鼓、击鼓等事务。鼓乐具有震撼力和神秘性，在国家重大典礼活动中，用鼓乐体现皇家的浩荡权威，赋予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含义。“钟”也是极为重要的乐器，庙堂祭祀、婚冠丧祭、军事战争、宴请宾客等场合都必须用到“金奏”之乐。对于国礼而言，“鼎食”必有“钟鸣”，钟和鼎一样是最重要的礼器，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磬”由玉石制成，音色清脆明亮。编磬与编钟交相共鸣，音响“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可谓是金石齐鸣，金声玉振，雅乐清音，悦耳动听，开启了载入史册的“金石之乐”，在历史上延续了三千年之久。
　　闻名世界的曾侯乙编钟，集中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音乐声学、乐律学、冶金铸造、机械工程等方面的辉煌成就。全套编钟共65件，通过测音，每枚编钟均可在不同部位上敲击出相距小三度或大三度的两个音。编钟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和西方两百多年前莫扎特时期的钢琴音域旗鼓相当。而它的音阶结构竟与今天常见的C大调七声音阶完全相同，全套编钟的中心音，恰好就是今天钢琴上中央C这个音。从1978年出土至今，沉睡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总共奏响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编钟出土后的三个月，恰逢建军节，成功试奏了《东方红》。听着来自远古钟磬和鸣的“金石之乐”又回荡在耳畔，感动得在场的音乐家们潸然泪下。第二次是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国庆期间，湖北省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京联合举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曾侯乙编钟原件展出并现场演奏。1997年，谭盾为庆祝中国香港回归创作大型交响乐《1997：天·地·人》，出土的编钟第三次发出了历史性的声音。
　　到了两宋，雅乐乐团的编制齐整，规模更加宏大，达到了历史顶点。乐器形制遵从上古雅乐的传统，以金、石、丝、竹、革、木、匏、土八种材料制成，称为“八音之器”，即八个“声部”，各“部”的乐器分别为景钟、镈钟、编钟、金錞、金镯、金铎；特磬、编磬；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瑟；长篴、篪、箫；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埙；晋鼓、建鼓、鼗鼓、靁鼓、靁鼗、灵鼓、灵鼗、路鼓、路鼗、雅鼓、相鼓、搏拊；柷、敔等38种。乐团声部布局考究，音色配比科学，堪比现在的“交响乐团”。姜夔在《大乐议》中表述：“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指出了声部之间的平衡协调，如同今日的“乐队配器法”的原理，也像是“乐队指挥法”，指导排练演奏实践中的音量平衡、力度控制等注意事项，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将合奏时出现拍点不一致的问题，描述得惟妙惟肖。其指出“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知以一律配一字”、“平、入、上、去”的歌词声调、“重、浊、轻、清”的谱曲原则等，已接近今日的作曲法等音乐专业技术了。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