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前,楼下的串串店换成了一家小饭馆。
店面很小,也没怎么装修,只是挂上了红底黄字且不大响亮的招牌——春花小馆,倒也配了这老旧街区的调性。它和众多苍蝇馆子一样隐在参差错落的街面里,稍不留意,便会错过。
春花小馆的老板并不叫春花,是个40岁出头的女人,圆脸盘子,大眼浓眉,肤色略黑,面颊上两团擦不去的酡红衬得脸色愈暗。她声音爽朗热情,带着一股子利落劲儿。
我常去春花小馆,并不是为小菜味道而去,原因有二:一是近,二是热闹。对于吃食,我的要求向来不高,但我喜欢热闹,春花小馆恰恰满足了我爱热闹的需求。
夜幕将近时,是春花小馆最忙碌的时候。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忙碌一天的大人小孩热热闹闹地从门前走过,饭馆内人声鼎沸,老板脆亮的声音夹在嘈杂的人声中,听得人欢喜:“凉拌肚丝?好嘛。”“甜皮鸭,一份。”“今天腰子新鲜得很。”
即使在最拥挤的饭点,春花小馆也有我的一席之地。一张窄方桌,一碟红油泡菜或凉拌折耳根,配上两个炒菜,一个人、一杯酒,慢慢咂、慢慢品。一顿饭,我能消磨一两个小时。老板很大方,并不因我磨蹭而怠慢我,容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看这箪食瓢饮的人间百味。
脚下生风的外卖员捧着一碗捞面,“呼哧呼哧”几口吃完,凳子还未坐热,又脚步匆匆地送餐去了。西装革履的小伙,点一份盖饭,一瓶啤酒,就着老板赠的一碟小菜,慢慢吃着,脸上表情放松自在,似乎连头上那喷了发胶一丝不乱的头发都松懈了好些。
饭馆里,最多的是住在附近的居民老小。经常和我拼桌而坐的大爷,年过八旬,虽已儿孙满堂,却是一人独居。他和我一样,一杯酒,一盘子菜。我们摆起龙门阵,也很潇洒。
我还常常碰到一个带小娃娃的婆婆,娃娃三四岁,脸蛋肉鼓鼓,可爱得很。婆孙俩只点一份面,老板每次都把那碗面装得满满的,像小丘一样冒起。这是老板恰到好处的善意。
在春花小馆,不论年龄,不分职业,只要进门了,坐下了,就是简简单单的食客。
年初时,因为疫情,我被关在家里一段时间。终于解封了,带着对热闹的渴望,我一路哼着小曲往春花小馆走。时值初春,天空仍是冬日般的灰白色,街道两旁的树枝上还没有新叶长出,光秃秃的,和这空落落的老街一样,了无生气。
抵达春花小馆后,蓝色卷帘门紧闭,正中央贴着一张白纸,纸上手写着“旺铺转让”4个大字。我心下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