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海军编史处往事（二）
编撰海军史过程中征集的甲午家书。
丁汝昌像
邓世昌像
1926年版《海军实纪·述战篇》。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初版《海军大事记》，上有“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堂”红色印章。
□王国平
海军历史编撰史料征集工作开始的同时，即由严复拟定了体例，为“十一纪四表”，并且末附甲申、甲午两役死事者事略，仿明代戚继光作《练兵实纪》，取名为《海军实纪》。可见《海军实纪》的内容，与刘冠雄和林纾所谈有着极大的相关性。
整个海军史编纂，一直延续到1926年，大概分了四个阶段。
壹
《海军大事记》率先刊印
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史料素材，在1916年“大致已有搜集”，并“行将告成”。
第二阶段即开始进行编写。从目前资料来看，首先完成的文稿应为《海军大事记》。池仲祐在该书卷首附识中介绍，当时他参与编写《海军实纪》，“累岁以来，渐有述辑”，因此又承命编写大事记。可见在最初的海军史编写计划中，并无《海军大事记》，而这本“溢出成果”的图书则成为日后研究海军历史的重要资料。1940年初，海军总司令部在该书的基础上，续编下卷历史至1941年。
按道理应该是在各纪表完成后，提纲挈领再做海军大事记，但当时内阁更替频繁，再加上机构、人事变动，工作进展缓慢。1916年4月，刘冠雄辞去海军总长职，这一年池仲祐在“军书旁午之余，乘隙探稽，时复作辍”。1917年7月，刘冠雄再任海军总长，督促尽快完成《海军实纪》，并请海军中将蓝建枢为编史监修。
蓝建枢是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三届毕业生，甲午时任“镇中”炮艇管带。他的加入，让编纂工作得以加快，同时他对《海军大事记》也极为重视，“搜讨残文，谘取遗老，采其所得，按年列叙”，最后交给池仲祐汇总。
《海军大事记》所记起于同治元年（1862年），终于1917年12月，由蓝建枢、刘传绶、黄裳治审定后，交海军部排印行世。1917年12月，是《海军大事记》的截稿时间。在该书“例言”中写有“民国七年二月池仲祐再识”，1918年2月似可看成该书的文稿完成时间。
但该书的刊行时间似乎有异议，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三位历史学者编辑《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次中日战争》丛书中，在辑录《海军大事记》时，指出该书为“民国七年二月海军部印”，但书前严复和刘冠雄序言的写作时间却分别为当年的8月中旬和9月。
如今在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册初版的《海军大事记》。为确认该书的出版时间，2021年9月笔者专程到上海图书馆检视该书，浏览发现，全书最后仅有一句：“海军大事记终 海军部印刷所排印”，并无具体出版日期。
此外，在该书扉页标注有“严几道先生、刘资颖总长鉴定”和“海军部总务厅编纂科编纂”。根据书中附识所载，此时池仲祐已由“海军部副官调办编纂科科长职务”。从编纂机构的名称，也可见海军编史的曲折。
不过，当时有媒体报道《海军大事记》“脱稿”日期为1919年3月3日。1943年民国海军总司令部出版的《海军大事记（1912-1941）》记录与此相近：1919年2月，池编《海军大事记》“编辑蒇事，颁发全军备考”。
以此来看，《海军大事记》文稿应完成于1918年2月之前，出版时间应在1919年初。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本《海军大事记》，封面上有“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堂”的红色印章，可佐证该书出版后的传播情况。
贰
留下“甲午家书”的记载
第三阶段，印行《海军实纪·造舰篇购舰篇》，其中《造舰篇》分上下两篇。该纪卷首有池仲祐所写附识，文中提到书中附船政以及各造船机构史略，以资参考，并强调“扩张继续，俟诸方来，海军能兴，此其基础也”，再次强调了编写海军史的初衷。末署“民国七年仲夏，海军部副官兼编纂科科长池仲祐”，1918年由海军部印行。
第四个阶段，完成《海军实纪·述战篇》的编纂、印行。根据书中信息显示，在1924年7月之前，《海军实纪》文稿完成，时任海军总长李鼎新首先看到，并写序言；1925年春季，此时已长期寓居天津的刘冠雄到北京时，看到该书稿；1926年3月，时任海军部次长吴纫里看到该书稿；1926年9月，以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的杜锡珪，看后写下序言；1926年孟冬（农历十月，公历11月），《海军实纪》由海军部印刷所印行。书前署名“海军部副官前编纂科科长池仲祐编辑，海军部总务厅编纂科科长林鉴校勘”，可知此时池仲祐已不再担任编纂科科长职务。
《述战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甲申战事纪，下篇为甲午战事纪，附申午两役死难群公事略。从传略行文来看，池仲祐征集到了大量海军将士的遗书、遗文、生平以及家族传承等资料，这些应该都是将士后人寄送到海军部的。就是这些史料，留下了珍贵的“甲午家书”的记载。
书中，池仲祐共写下26名阵亡将士的事略，其中包括北洋海军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等21人。这21人中，有5人的事略，池仲祐在文章中留下了他们的家书内容。虽然文章中仅仅引用了家信的一两段话，但这些只言片语为后人观察北洋将士的内心和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
有一个人叫池兆瑸。他是池仲祐的侄子，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镇远舰遭到日本舰队集中攻击，池兆瑸立于桅盘之上，冒着炮火测量敌舰距离，“适有敌弹飞至，穿其胸而颠，血肉飞坠”，阵亡时年仅29岁。
叁
“有续告者，再为补遗备载”
《海军实纪》出版时，池仲祐大约65岁，已“垂垂老矣”。他在书中后记里，回忆了与海军将士的交往，“死绥将士，多与贱子雅有情愫”。而这次耗时多年的资料搜寻，仍然有“殊多挂漏”“寸衷耿耿，抱憾何涯。”池仲祐在最后写道：“尚望后此有续告者，再为补遗备载，已尽表彰忠烈之微忱。”
此后，池仲祐是否收到了更多的材料，如今已无法确知。
刘冠雄在担任海军总长期间，一直推动为海军修史。当年林纾未能完成的《甲申甲午海军殉难诸臣传》，在池仲祐的坚持下得以成书。拿到文稿时，刘冠雄反复批阅，不禁为之流涕长叹息。他以幸存者的身份慨言：“至附列阵亡死难人员事略，表彰忠烈，尤后死者之责也。海山苍苍，海水茫茫，安得泛叶舟、携杯醑，重向洪涛澎湃中，一哭我袍泽诸故人也。悲夫！”
故人凋零，忠勇殉国。池仲祐说：“每值航泊，云天怅望，未尝不黯然伤神也。”
1927年6月，北京海军部撤销南迁，当月刘冠雄在天津家中去世。大约也在此时，池仲祐因年迈去职，返回福州故里。
从1914年12月海军编史处成立开始，到1926年11月最后一本海军史出版，整个编纂过程历时将近12年，共成书三册六篇。虽然由于时局、人事等多种原因，最终“未竟全功”，但仍然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海军历史，集中保存了一大批原始资料，“此乃吾国第一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