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赐御书诗表》卷（局部），北宋，蔡襄（日本藏本）

蔡襄像

　　

□祝勇

　　蔡襄在弹劾晏殊的上疏中说，当年李宸妃去世时，是晏殊写的墓志铭，但晏殊对李宸妃就是仁宗生母的事实“没不敢言”，稀里糊涂蒙混过去了。《宋史》为晏殊鸣不平：“（晏殊）以章献太后（即刘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当时刘太后还活着，而且垂帘听政，有谁敢说实话呢？
　　当然，晏殊还有其他小辫子被蔡襄等人抓在手里，比如他私占官地，役使兵士为他建房子，这种贪小便宜、慷国家之慨的做法，与他的宰相身份实在不符。皇帝看罢上疏，觉得蔡襄说得有道理，就罢了晏殊的宰相，把他打发到颍州当地方官去了。

心底无私 弹劾老师事出有因

　　晏殊自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历任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副宰相），一路当到宰相，仕途可谓顺风顺水，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风流词人、太平宰相，这次被自己的学生弹劾出京，称得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四岁，青衫飘飘地离开汴京，“满目山河空念远”，不知道此生是否还可以回来，再见到汴京的春天。时至今日，我们仍可想象他内心的怆然。
　　笔者喜欢晏殊词，是因他的词虽包含着悲伤，却不被悲伤所淹没，因为他内心的圆融、通达、开放、热烈，足以化解心头的伤悲，就像阳光，无声无息之间，可以融化冰雪。你看他写“无可奈何花落去”，接下来一句就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他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紧随其后的，却是“不如怜取眼前人”。对这世界，他没有太多的怨恨，而是抱着一种欣赏的心态。他能正视生命中的缺失与伤痛，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当下和未来得到弥补。这说明他是智者，他有强大的内心，也是他比李煜高级的地方。尽管五代南唐的后主李煜开一代词风，但相比于宋代的晏殊，格局还是小了，一天到晚哭天抢地、捶胸顿足、大惊小怪，满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宋词后来在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等人手里走向开阔和博大，离不开晏殊所做的铺垫。
　　明眼人一眼可见，“李宸妃墓铭”事件，不过是蔡襄弹劾晏殊的一个由头，真实的原因，是一年前由参知政事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蔡襄都是积极支持者，对老范鼎力相援。与欧阳修、蔡襄同届“高考”的状元王拱辰，则是反改革的急先锋，而老成持重的宰相晏殊，并没有选边站队。不久，晏殊因看不惯欧阳修锋芒毕露的个性，把他外放为河北都转运使，让改革派少了一个骨干分子。如此，蔡襄才把矛头指向晏殊，对他痛下“杀手”。
　　蔡襄的“个性”，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暴露”无余了。八年前的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得罪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而被贬往饶州，左司谏高若讷高谈阔论，唾沫星子横飞，说范仲淹这家伙罪有应得，为朝廷的处置拍手叫好。
　　欧阳修写《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高若讷气急之下，把信交给宋仁宗，宋仁宗一生气，就把欧阳修逐出朝廷，贬为夷陵县令，去基层当干部了。余靖、尹洙等谏官为范仲淹鸣不平，也无一例外地受到贬逐，台谏官员一时鸦雀无声。这个时候，该蔡襄挺身而出了。他写下《四贤一不肖诗》，明目张胆地把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这四位被打倒的谏官称为贤人（“四贤”），把大嘴巴高若讷称为不肖之徒（“一不肖”）。这五人，他每人送上一首长诗，以表明自己爱憎分明的立场，该赞颂的赞颂，该贬损的贬损。一时间，《四贤一不肖诗》洛阳纸贵，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火”遍京城内外，甚至有契丹使者买到刊本，贴在幽州馆的墙上仔细欣赏。蔡襄在那样压抑的气氛中写下《四贤一不肖诗》，不仅仅是无惧吕夷简，对宋仁宗也没有谦让半分。
　　如此说来，蔡襄弹劾他的老师，并不说明他薄情寡义、“一点儿面子也不讲”，相反，这说明他是一位称职的谏官，因为他心底无私，他效忠的是皇帝，是天下，而不是某个个人。他对老师“翻脸不认人”，源自他内心的干净、坦荡。

秉笔直书 直言宋仁宗“不能决断”

　　蔡襄的直爽性格，在皇帝面前也毫不收敛，说宋仁宗“宽仁而不能决断”，这话就是蔡襄说的，而且不是在背后嚼舌头，而是光明正大地写在给宋仁宗的上疏中。
　　宋仁宗虽然“不能决断”，但毕竟还是“宽仁”的，一直没有和蔡襄过不去。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十六，汴京城内突起大火，这场因道士醉酒引发的大火把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会灵观化为灰烬。反复犹豫之后，宋仁宗赵祯决定重修，起名为“集禧观”，意思是要把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集中在一起，之后，他又在西侧新建一座“奉神殿”，“奉神”二字，出自宋真宗所写《奉神述》刻石。宋仁宗决定亲自书写碑额，请蔡襄摹写宋真宗御书的碑文。
　　宋仁宗先是派太监张茂则把自己亲写的碑额“真宗章圣制《奉神述》并御笔”送给蔡襄。蔡襄只要遵照皇帝的指示摹写碑文就可以了，但他爱提意见的“毛病”又犯了，看过碑额，又忍不住对皇帝做出“批评指导”：
　　一，去掉“章圣”二字，因为宋真宗的谥号是“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全写上去字数太多，简称又不恭敬，所以干脆不要。
　　二，去掉“御笔”二字，因为“御”是在世臣子不方便直呼当朝皇帝姓名而用的专用词，且古人极少用“御笔”二字。
　　三，建议名称定为“真宗皇帝制《奉神述》并书石”。
　　据说蔡襄把他摹写的宋真宗碑文呈送给皇帝时，皇帝是“拱立”着，毕恭毕敬地等在那里。而后，他又亲自写了蔡襄的字“君谟”二字，赐给蔡襄，以示恩宠，还将凤冠霞帔赐给蔡襄之母，此事被记在《宋史》中。

作诗表谢 《谢赐御书诗表》流落海外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有蔡襄《谢赐御书诗表》一卷，纸本，纵29.3 厘米，横241.5 厘米，共五纸，接缝处有“合同”印，上书三十七行，三百二十字。这一书法长卷，就是蔡襄在收到宋仁宗手书“君谟”的赐字后所写的谢表。明代书画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对此手札写了一段按语：
　　仁宗深爱君谟书迹，尝御笔加赐“君谟”大字并诗，以宠异之。君谟作诗表谢之，自书以进，即此卷也。
　　蔡襄的法书真迹存世较多，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自书诗帖》《虚堂诗帖》《纡问帖》《入春帖》《京居帖》《持书帖》《门屏帖》《暑热帖》《蒙惠帖》《扈从帖》《山堂诗帖》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山居帖》《陶生帖》《思咏帖》《虹县帖》《安道帖》《离都帖》《谢郎帖》《大研帖》《脚气帖》《澄心堂纸帖》等。
　　这卷《谢赐御书诗表》，宋仁宗收到后藏入秘府，后来赐给大臣赵挺之，米芾曾经看到过这件手迹，后来赵挺之传给他的儿子、词人李清照的老公赵明诚，到元代，像时间中的漂流瓶一样，“漂”到王芝、乔篑成手上，明代又为黄锺、赵用贤收藏，清初流入安岐之手，入乾隆内府，乾隆又把它转赐给六子永瑢，清末为端方所藏。1919年，中村不折从文求堂购得此卷，此卷自此流入日本。
　　徐邦达先生说，蔡襄《谢赐御书诗表》，除日本藏本外，清宫还另藏有两本。其中一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曾著录入《石渠宝笈初编》，临写极劣，还有项元汴等数印，“亦是出于翻摹”，如此，“此本当然不真”；清宫的另外一本，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印玺，但不见《石渠宝笈》著录，此卷被溥仪窃盗出宫，带到长春，伪满洲国覆灭以后，又流至北平，被一位姓李的收藏家收藏，卷上钤有“宣和殿宝”等伪印，“书法嫩弱光软，已成清代馆阁书体”，“纸亦染旧成灰墨色”，一看就不真，可能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临本。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