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南巡图（局部）清

青年康熙像。

　　

□ 向敬之

　　康熙亲政后，鳌拜并不想归政于他。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大臣中最有势力的宰相（即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此时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决定不露声色，于是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语，摔跤的意思）为戏。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

导演迷局麻痹鳌拜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三日乙巳，康熙以下棋为名，召大学士索尼第三子、一等侍卫索额图入宫谋划，决定三日后召见鳌拜，突然发难，将其逮捕。
　　与此同时，康熙帝利用名义上的亲政之权，下旨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调离京城。又特诏亲信掌握了京师的核心区和卫戍权，如命黄机任吏部尚书，郝惟讷为户部尚书，将兵部尚书龚鼎孳调礼部，起用曾被鳌拜罢黜的原户部尚书王弘祚接管兵部，配合康熙倚重的兵部左侍郎黄锡衮掌控兵权。
　　一场擒鳌的政治战争正式开场了——
　　擒贼先擒王。康熙派亲信太监召鳌拜入宫觐见。当然，康熙叮嘱了太监如何对鳌拜表示敬畏，还有如何回答鳌拜对皇帝现状的问询等，如“透露”康熙爱上了摔跤，并且爱得不得了，以及康熙看中了什么新玩意等，不能对鳌拜露出半点破绽。这是关键性的前戏。
　　鳌拜自恃是“满洲第一巴图鲁”，因此毫无顾忌地照常入宫，想看小皇帝能给他什么好处——因为康熙六年七月，他将四辅臣之一的苏克萨哈灭门，皇帝很“识趣”，特地给他和战友遏必隆再次加官晋爵。当时鳌拜已有二等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的殊荣，康熙又加其一等公、太师，赐其子纳穆福袭二等公，并加太子少师。而遏必隆已于顺治五年（1648年）袭爵一等公，成为非宗室成员的民爵最高等，康熙又给他再加一份一等公的政治待遇，同时加太师。
　　清朝封公者，有宗室系列受赏的镇国公、辅国公。而民爵系列中的“公”，分为一二三等，有恩封、功封之别。鳌拜为八门总管卫齐之子，其叔费英东娶太祖长子褚英之女，但鳌拜作为皇家额驸之侄，自然不算勋戚；遏必隆之母为太祖第四女穆库什，他的女儿也进宫为妃，但他只是国戚，而非皇亲，不属于爱新觉罗氏宗室成员。故而，鳌拜与遏必隆的爵位，只在民爵系列。他们最初都属于袭爵，有功封的成分，但主要是靠有功受赏、家族世袭罔替的恩封世爵。
　　康熙当时给鳌拜、遏必隆额外加一等公，并将鳌拜原来的二等公转给其子，又使遏必隆膺受双一等公，这样的奖励在清朝属于殊典旷恩。
　　这样的例子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也有过，当时，乾隆帝因小舅子、保和殿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傅恒平定准噶尔，决定再次封赏他一等忠勇公。但傅恒坚辞不受，还感激涕零地说自己在前次受封一等忠勇公已经过分了。
　　按理康熙应对辅政大臣论功行赏，但更多的却是康熙对他们的施恩。康熙的施恩，不仅赐予鳌拜、遏必隆最高爵位，还将他们同时加太师，进位三公第一位。清朝位列三公者只有二十六人，但多为太傅、太保，也有像洪承畴、金之俊等六人先加太保再拜太傅者。
　　《清史稿·职官志一》记载：“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俱东宫大臣，无员限，无专授。初沿明制，大臣有授公、孤者。嗣定为兼官、加官及赠官。”清朝的一等公虽已是超品，但三公为无实权的加官虚衔，鳌拜和遏必隆自然不在乎这个品秩。但终清一朝，位居太师者，唯鳌拜与遏必隆二人。
　　少年康熙如此崇隆，其中潜藏阴谋——他在导演一出“迷中局”。

鳌拜猝不及防束手就擒

　　康熙召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侍卫说：“你们都是朕的好伙伴，是怕朕，还是怕鳌拜？”大家磕头山呼：“奴才们只怕皇上！誓死效忠皇上！誓死保卫皇上！”康熙于是一边允诺封赏这些少年侍卫，一边布置逮捕鳌拜事宜。
　　狭路相逢勇者胜。鳌拜一跨进殿门，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侍卫们一拥而上。而康熙则在一旁心惊胆战地“看戏”，毕竟这是他生平第一回勇敢的冒险。
　　准备进殿领赏的鳌拜猝不及防，被少年侍卫们摔倒在地，他虽有挣扎，也许也经历了打斗反抗，但还是难敌群殴，束手就擒。
　　《清史稿·圣祖本纪》这样记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康熙八年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
　　晚清小说家李伯元更是在《南亭笔记》中将康熙擒鳌的现场描述得绘声绘色：“康熙帝在南书房，召鳌进讲，鳌入，内侍以椅之折足者令其坐，而以一内侍持其后。命赐茗，先以碗煮于水，令极热，持之炙手，砰然坠地，持椅之内侍乘其势而推之，乃仆于地。康熙帝呼曰：鳌拜大不敬。健童悉起擒之，交部论如律。”
　　偌大的皇宫，难道只有一把三条腿的椅子吗？还让一个太监提着？这显然是黑色幽默。这种玩法，后来竟然被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认真地“复制”了一回，当作资质平庸的摄政王载沣欲除大权在握的袁世凯的道具。

小说叙述有演绎成分

　　如此看来，少年康熙还是一个“阴谋家”，意图将鳌拜的御前失仪上升为大不敬。一个搞笑的现场，一个荒唐的追责，貌似强过了后来公示的鳌拜无数条大罪。
　　《南亭笔记》所述故事中还有两处是与历史现实不符合的：一是南书房实际始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康熙擒鳌时尚未设立。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康熙帝谕武英殿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等：“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其职，且住外城，不时宣召，难以即至。著于城内拨给闲房，停其升转，在内侍从数年之后，酌量优用。”这就是康熙帝将旧时读书处正式扩建为南书房的相关史料记述。另外据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南书房》记载：“本朝自仁庙建立南书房于乾清门右阶下，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康熙擒鳌，是在八年前，当时尚无南书房。
　　二是鳌拜一介武夫，怎能为康熙进讲？汉唐为帝王设御前讲席，讲经说史，明清沿袭经筵旧制，故有经筵讲官，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设日讲官一职。顺治首开经筵，定为年例。
　　旧时请翰林院学士为皇帝授课当老师，讲的是四书五经、治国方略以及历朝历代的兴衰史。《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记载，康熙八年四月辛巳，兵科给事中刘如汉疏言：“帝王首务，莫大于视学，莫急于经筵。伏考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躬幸太学，肇举经筵，煌煌盛典，载在史册。我皇上睿知聪明，善继善述，无事不以世祖章皇帝为法，经筵日讲，已屡奉谕旨，仰见我皇上尊经重道之至意。请敕礼部，详考旧章，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上嘉其言，下部议行。”
　　康熙重新恢复经筵传统，并力主将“经筵大典”改为“经筵日讲”。进讲是侍读者的任务，而非赳赳武夫鳌拜所能胜任的。若康熙以此为借口召见鳌拜，不免欲盖弥彰，提前示警，康熙可没有这么傻。虽然李伯元写得似是而非，但无论哪般，康熙最终擒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