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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贡茶到重要税源 探秘雅安茶叶档案中的故事

雅安市名山区万亩生态观光茶园。何海洋摄

  

□罗光德

  “龙团雀舌,齿颊流芳。仙种灵根,菁芬妙品。宜王褒有阳武之买,而张载生孙楚之诗也,岂唯内地资其啖啜,边徼尤倚为性命。则茶之有关于地方大矣。”
  《雅州府志》载:名山县西十里许蒙山顶作五峰,其中峰曰上青岭,最高,俯视峨眉诸山,产甘露,瑞云上有天盖、智炬等寺,蒙山多产茶,在极顶者贵。

千年蒙顶“贡仙茶”

  据相关文献记载,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道家学派人物吴理真在蒙顶山驯化野生茶树,研究制茶工艺,开了世界人工植茶的先河。此后,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盛赞蒙顶山茶。《元和郡县志》载,“严道县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蜀茶得名蒙顶,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杨晔在《膳夫经手录》中说,此时的雅安茶叶,往往一叶难求。“琴里知闻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著名诗句中对蒙山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四川总志》载,“雅州蒙顶茶,《图经》云此茶受阳气全,故芳香出名山。”上清峰的七株“仙茶”,被人们进一步神化,列为正贡茶。并在该处修建石栏围护,取名“皇茶园”。唐宋以来,“自唐朝列为贡茶,建立御茶园。”1000多年中,蒙顶茶开始岁岁进贡。
  据相关文献记载,先秦时期,赋税制度多以“贡赋”的形式存在。早在秦灭蜀之前,古巴蜀先民主要利用的是野生茶树,当时处于原始、简单的农耕生活状态,生产落后,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和驯养家禽、家畜。古代人们对茶叶的利用,最早食用鲜叶,之后是摘下叶片晒干收藏、烹煮羹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们给部落首领的物品,也是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西周土贡有皮帛、宗庙之器、绣帛、木材、珍宝、祭服、羽毛等九类,称作“九贡”,此外还有军赋。《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人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侯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
  此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王及贵族们的需要,“致邦国之用”。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新的赋税制度,开始按土地面积征收实物。
  秦代赋税分为田租、口赋和杂赋三种。田租是按土地征粮,租率约为十分之一。口赋是按人头征钱。杂赋一般是临时性的征调。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得严密起来,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即所谓“九赋”、“大贡”。大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唐代,当时社会安定,民富国强,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田闾之间,嗜好犹切”,“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
  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在唐代,朝廷选择品质优异的茶叶开始定额纳贡。
  此后随着茶叶的大量种植,贡茶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上千年之久。
  《名山县志》载,贡茶“岁给银瓶银二十一两五钱,饭食银七两五钱三分,共银二十九两零三分,赴司请领,折银票给发。”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雅州出产的贡茶,分别用金瓶、银瓶、锡瓶盛装,然后由专门的官员护送到京。之后,被用作祭祀天地、皇室祖先和赏赐大臣的物品。
  明清时期,蒙顶贡茶改制芽茶进贡,蒙饼制艺开始改为炒青,重色、香、味、形,所制蒙顶黄芽、甘露、石花、玉叶长春等享誉全国。

茶叶成重要税收来源

  《西藏政教鉴附录》载,“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贡奉朝廷后作为和蕃礼物带进西藏。
  《雅州府志》载:“炉不产茶,但系西藏总会口外番民全资茶食,惟赖雅州府属之雅安、名山、荥经、天全、直隶邛州等五州县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至藏行销。按雅属茶有边引、腹引之分,皆赴打箭炉发买。茶价贵贱不常。古传茶马之司,其来久矣。由洪武中命蜀藏收巴茶,西番商人以马易之。茶四十斤易马一匹。中国颇获其利,后私茶出境,马价遂高,乃差行人禁约,又委官巡视,日久法弛人玩。朝廷虽禁而权私主之,致令商旅满关,茶船遍河,每茶百斤私税银二钱或金五分,流弊遂不堪言矣。”
  据清代乾隆年间资料统计,四川名山、雅安、天全、荥经等县销往打箭炉(今康定)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十担,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边茶运往康定销给当地商人后,需要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制“花包”,若运至西藏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叠打包。
  “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还家……”据相关文献记载,雅安的茶叶从宋代“蜀茶之细者……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到了清代,茶叶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雅安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茶马古道的官道上,每天络绎不绝地往来着不同的人们。
  棕色汉茶垒成墙,高过了东方的山岗。在当时,茶叶管理成为雅州的一大政事。《雅州府志·茶政》规定,雍正八年,“雅州府雅安县附郭按引榷课行销,边引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三千四百八十二两五钱。每张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银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两九钱二分。
  “名山县按引榷课行销,边引一千八百三十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二百二十八两七钱五分,每张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银八百六十三两七钱六分。
  “荥经县按引榷课行销边引一万七千九百七张,腹引四十九张,认销雅州府边引六百七张,名山县边引一千张,又增边引一千五百张,边腹二引共二万一千六十三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二千六百三十二两八钱七分五厘。边引二万一千一十四张,每张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共征税九千九百一十八两六钱八厘。腹引四十九张,每张征税银二钱五分,共征税银一十二两二钱五分。
  “芦山县按引榷课行销,腹引二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银二钱五分,每张征税银二钱五分,共征银五钱。
  “天全州按引榷课行,销土引二万二千一百一十一张,每张榷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征课银二千七百六十三两八钱七分五厘。每张征税银三钱五分,共征税银七千九百八十二两七分一厘。
  雅安所产茶叶,成为朝廷滚滚的税收来源。

茶税救国成一致行动

  从明清到民国,茶叶税收成为产茶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方需要武器、粮饷、运输、通讯、医疗救护等,后方要保障民生、要建设、要办工厂,这些哪一样少得了钱?
  新中国成立前,粮、米、油、盐、酱、醋、布等,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自1939年打箭炉成为西康省省府起,康定的军、民、学生、机关人员和藏族人民的生活用品,更是必须靠雅安、乐山、西昌供应。
  “雅属各县盛产茶,运销康藏,向称边茶,雅安出产尤多。自唐代起,政府即订引,以边茶供给康藏民,换取马匹,药材及各种物产,为汉藏联系之要素。”著名电影人孙明经在他拍摄的《西康一瞥》电影说明中,即向人们详细介绍了雅安当年出产茶叶和加工、运销茶叶入藏的情况。“在雅安,雅属所产之茶,行销康藏,康藏民众,非此不生,边茶为雅属农村最大副业。经济建设因以整顿茶业,意义至为重大。近以受印茶竞销之影响,日趋衰败,即以改良茶业之生产制造,便利茶叶之运销推广为主要工作……”
  “后方一碗茶,支撑前线一碗饭。”茶税救国,成为抗战后方的一致行动,茶叶生产、加工成为一时的大事。
  据《孙明经考察日记》记载,1939年雅安有13家茶厂,几乎全为陕商,年可销往西藏四五百万斤茶。陕帮、川帮、滇帮各路茶商云集雅安和康定等地。据1930年的统计,康定有茶号37家、雅安14家、荥经8家、天全12家、名山2家。其中,陕西商人经营的义兴茶店规模极大,义兴店、孚和店在宜东则设有分店。他们往往将茶叶运进西康地区销售,获得丰厚利润后,又同时将西康特产藏红花、贝母、砂金等运往内地销售。
  1939年孙明经在西康雅安考察、拍摄电影时,发现陕西商人经营的义兴茶店规模极大,组织完备。如今,雅安的人们在孙明经当年拍摄的电影说明中,通过一段段黑白影像,仍能清晰看到当时茶马古道上商人们繁忙往来穿梭的身影。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