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考古时合影。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前排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李济传》

　　2021年春，三星堆的“上新”再度让大众对考古和文物修复工作的关注度骤增，今年又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五一假期，三星堆等考古遗址博物馆观众如潮。阅读这本《李济传》，可以帮助你更深入理解考古学家们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以及有着“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美誉的李济先生，是怎么将自己一生的激情献给大地田野上的考古的。

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寻找一枚小白球？

　　如果你去过宜宾李庄，如果你认真了解这座长江边小镇的历史，你一定会遇到关于李济的介绍。著名作家阿来多次去李庄，每次谈李庄，必谈到李济。在群星璀璨的同时代人中，李济依然是杰出的。作为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29岁的李济就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同时，他是第一位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928年至1937年，李济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使得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李济还培养了张光直、许倬云等在华人世界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
　　许倬云在为《李济传》修订版新作的序中回忆了恩师给他上的第一堂课。李济提出一个问题：“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寻找一枚小白球？”同学们谁也不敢出声。他老人家慢条斯理地自己回答：“在草坪上，划上一条一条的平行直线，沿线一条一条地走过，低头仔细看，走完整个草坪，一定会找到这个小球。”他的这一段话，毋宁为学生指示了学术研究与处世治事的基本原则：按照最笨最累的办法，却是最有把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脚踏实地、刻苦求进正是李济这一生对学术追求的真实写照。《李济传》详实地记录了李济先后于清华学堂、美国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求学，而后回国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任教，再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受世界瞩目的考古工程的过程。《李济传》结合了大量实地考察的资料和口述回忆，通过图文互现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书中对李济的同学徐志摩、同事陈寅恪、学生戴家祥等人均有提及，将其与李济相关的评价、回忆、书信往来等一并纳入书中，是以群像写李济一人传，更是以群像反映时代的浮沉。
　　1978年，当学生许倬云与李济再次谈到“草地寻球”的譬喻时，李济说道：“真会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问题，让问题牵出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草坪’也就会不一样了！”这是一位终身精益学术的学者回顾自己一生后的总结。
　　许倬云还提到，李济与梁思永先生曾共同主持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工作，从实践中，规划了田野工作的规矩，细密周详，至今为中国考古学界奉为圭臬。“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细。他老人家一辈子，在学术界的贡献，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担起领导的责任，规划研究方向，搜集与整理研究数据，组织研究的队伍。考古学这一学门，不能单打独斗，关着门一个人钻研。中国考古学，由萌芽到茁壮，充分发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特色。济之师从考古学的肇始，即执其要领，施展其长才与功力，为这一学门，规划了几十年开展的方向。”

苍茫天地间一日未敢忘情﹃安阳﹄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李济的一生热爱中国历史、清白自守，坚持“文物应属于公众，外国和个人都不应拥有文物”的原则，并积极推进“博物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学。”
　　虽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但李济的一生同样被时代裹挟着不断漂流。他在美国求学时因为华人被歧视，萌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济以专家身份被派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调查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虽然追回了部分文物，但却五次寻找北京人头盖骨无果，留下终生遗憾。
　　1931年在小屯后冈出土的一些人物石雕，引起李济兴趣，尤其是一具“蹲居”石雕，与现在日本人“榻榻米”坐姿酷似。1950年代，李济以此为题构思论文，恰逢胡适到台北讲学，遂登门求教。胡适介绍他翻阅朱子《跪坐拜说》。在李济看来：“中国经典中认为不礼貌的蹲居与箕踞，从人类进化史与民俗学的观点论，绝不是夷人独有的奇怪风俗，实为早期人类在坐具发明以前共守的一种最有效的缓冲体力的方式”。殷人坐姿是蹲居与箕踞，“不但是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朝统治阶级的起居法，并演习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招待宾客的礼貌。周朝人商化后，加以光大，发扬成了‘礼’的系统，而奠定三千年来中国‘礼’教文化的基础”。从一具小石雕身上，人类学家看到更久远的时间，更广袤的空间。
　　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安阳》的英文版出版。1979年8月1日，李济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直到最后，李济都挂心安阳殷墟。其子李光谟在本书序中写道：殷墟的发掘，是李济先生一生中的头一件大事。在世事的浮沉中，他始终不忘情、不忘责，一代大师的心路历程，我们恐怕再不能切身体验。但随《李济传》的文字回思，我们还能一睹其风骨样貌和际遇得失。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记者刘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