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元

　　父亲进屋的时候，我恰到好处地哼了两声，他原本黑着的眼睛倏地发出一道疑问的光，无疑在问我：怎么啦？
　　我像是自言自语：“脑壳疼啊。”父亲靠近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脑袋，又试了试自己的额头，有些意外：“不像感冒呢？”声音不紧不慢，语气不慌不忙，明显有弦外之音——少装，没事就给我起床。
　　父亲其实已催了我几次。开始还带着名字，语气温柔，快到7点半啦。我知道他在骗我，这些招数我已习以为常，对待时间，他通常会夸大其词。最后一次，父亲的语气明显急促。我嘴上说要得，身子依然一动不动。我听到父亲叹息了一声。我捂着被子假装没听到，内心实则愤怒不已。我没搞明白，往常催我起床，还有不能迟到的理由，今天学校放假，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冬天温暖的被窝，诱惑力实在大过香喷喷的油稀饭。此时周遭，北风一定在窗外正呼呼地吹，大地正白晃晃地亮——那是寒霜一夜留下的杰作。霜降的清晨，一出门就会呼出一股白气，一走路就会留下乌不溜秋的脚印，一伸手就冻得哆哆嗦嗦。
　　我理解不了早起的好处，父亲也说不明白，一句“为了你好”显得太过苍白。父亲打比方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有好几次，我在床上打滚耍赖：“不，不要，我不要被鸟儿吃掉。”我的屁股被父亲狠狠给了一巴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不晓得做鸟儿么？”我吓得赶紧起身，父亲举起的手才没再次落下。
　　我经常被父亲“押”着上学。父亲是老师，每天早上都要陪学生晨读。走路的时候，父亲往往兴致高昂。他说：“来来来，咱们背背带霜的诗句，我起个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我把头缩在衣领里，风还是毫不留情地从脖子里灌进来。尽管如此，我一路依然睡眼惺忪。父亲拐了拐我：“该你啦。”我一个冷颤，傻愣愣望着父亲。父亲说：“该你背带霜的诗句了。”我沉默不语，父亲说：“往常一样，你背一句，我给你五分钱。”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声音清脆而响亮：“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父亲说：“五分！”我继续扯开喉咙：“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父亲说：“一毛！”
　　今天不上课呀。昨天老师说了，元旦放假一天。难道只有父亲不放假？
　　父亲再次进屋的时候，我居然感觉眼前一亮，父亲穿着的衣服，竟然是过年才穿的新衣。父亲说：“起来吧。照相的人一会儿就到了。”
　　我以为听错了，望着父亲坚定而柔和的眼神，似乎没说假话。我一骨碌爬起来，把棉衣搂在身上。
　　1980年代，照相是一件很时髦也很奢侈的事。意外地可以照相，还有什么比这个催床方式来得亲切？
　　我知道镇子上有一家照相馆。我随父亲去看过，照相馆里摆着一副三角支架，支架放着相机，相机上遮着一块已经褪色的红布。那间小屋，有一块背景板，上面有天安门、钟楼以及椰树林、小亭台、杨柳树等。
　　师傅正在拍照，他指挥来人摆好造型，手捏一个气囊，然后钻进盖在照相机的布里，嘴里喊“一二三”。随着一道白光，他说好，整个过程就算完成。照相的人依依不舍地站起来，他说：“不着急啊，一个月来拿，保你满意。围着的人，你们谁还需要照啊？”
　　我扯扯父亲的衣袖，意思表达得一清二楚。父亲说，“别人讨媳妇才要照相，你照相干嘛啊？”我倏地羞红了脸。父亲看我囧态，改口说：“如果你考试得第一，我请他给你照。”我没回应，父亲又说：“如果年年第一，我年年请人给你照！”
　　那年照相的细节，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那一帧时光却铭刻在我脑海深处。我站在父亲和母亲中间，眼睛睁得老大。母亲每每爱取笑我：“你当年想上厕所呀！”父亲瞪着母亲，佯装生气：“不准这样说我们的亲生儿子！”
　　相片的下方，端端正正写着一排字：1983年1月1日留影。那一年，我6岁半，正读小学一年级。
　　很多年后，我才懂父亲为什么要在那年那么冷的元旦请人照相。遗憾的是，父亲没兑现诺言，包括他在路上某一天兴之所致的承诺。如果每年元旦都有一张，历经千帆过，归来我该是怎样的少年？
　　父亲退休后带孙子，我听他时常循循善诱：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补充道：“还有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我和父亲相视一笑。我说：“你这是骗术。”年迈的父亲涨红了脸，笑着说：“那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