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岁的父亲脑梗瘫痪，被继母雇请的护工全天候看护，儿子探望受阻。失能老人的监护权到底该归谁？
　　近日，一对母子围绕监护权通过法律诉讼进行争夺。
　　继母认为，配偶是第一顺位监护人，理应由她照顾丈夫。儿子则认为，继母长期与父亲两地分居，父亲长期跟自己一处生活，生病后也一直在老家调养，自己更有照顾病人的便利。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两次判令，均认为继母朱女士是第一顺位监护人，虽然两地分居，但聘请了护工照料病人，难以认定其未履行或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指定其为监护人。
　　儿子小周则认为，他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监护权被完全剥夺，将通过诉讼争取共同监护权。

父亲突发脑梗瘫痪
法院指定继母为唯一监护人

　　2023年4月，江苏镇江的老周突发脑梗，治疗期间出现一系列并发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数月之后，老周被转入镇江当地的康复医院。
　　此前，老周有过两段婚姻，10年前他与小他14岁的朱女士结婚。朱女士长期在上海工作，大多时候周末才能回镇江团聚。
　　平时，老周与儿子小周一家在镇江相邻而居。小周一家与继母朱女士关系融洽。
　　在老周治疗期间，小周与朱女士签订友好协议，约定对老周3张大额存单（共计900万元）共同保管，需协商一致后才能动用。
　　判决书显示，小周指控朱女士在未经协商情况下私自转走600万元，朱女士则指控小周私自更换房屋钥匙，双方失去信任。
　　因此，朱女士向法院申请，要求宣告老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求指定她本人为老周的监护人。
　　朱女士认为，老周常年住院需要看护，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意志，无法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她是医师，有专业能力，对老周进行了周到的照顾；配偶系第一顺位的监护人，相关财产属夫妻共同财产；小周有侵害老周财产的情形。
　　小周辩称，他与老周是父子关系，长期生活在一处，老周生病后在镇江康复，他已承担主要监护义务。小周说他年富力强，经济宽裕，有充足监护能力；朱女士长期在上海，且因工作关系随时需要出任务，仅能偶尔在周末到医院探望，不具备监护条件；朱女士有私自转移老周婚前财产行为。
　　法院认定老周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朱女士是第一顺位监护人，小周是第二顺位监护人；朱女士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能力履行监护；小周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朱女士在老周生病期间擅自转移其婚前个人财产，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朱女士存在严重损害老周身心健康的行为。
　　由此，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指定朱女士为老周的监护人。
　　2025年，小周对此裁定提起异议，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认为异议的依据不充分，予以驳回。

专家建议两人共同监护
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权

　　“我父亲还能清晰识别不同的人，还能简单表达意愿，不是完全失去自主意识。”小周介绍，父亲瘫痪后由他照料期间，老朋友前去探望，他会主动伸出手指安排座次。由护工接手后，父亲整天躺在镇江的病床上，朋友、亲戚去探望，或者小周带着孩子想陪老人晒晒太阳、喂两口饭，护工不同意，他们就见不着人，只能隔着病房的窗户看一眼。
　　小周表示，上述排他性的判决，剥夺了他作为儿子的监护权，造成亲人隔离，不利于老人的康复。10月中旬，他已经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病情，申请共同监护。
　　该案例中老人监护权到底该归谁？
　　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夫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监护人的规定，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监护更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也可以是数人。
　　“监护权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按照监护顺位指定监护人并没有错，但还要考虑‘最有利于被监护人’这一前提条件。”彭夫认为，被监护人被照料期间，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还有更高的情感、生活需求，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看望，陪着聊天、散步，对于病人的康复、调养更有益，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角度看，相比单纯的护工照料，亲人的共同照料是更优的方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伍治良同样认为，由儿子和继母担任共同监护人，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护工照料可以解决老周日常生活问题，但无法满足老周的精神需求。老周此前长期与儿子一处生活，病后在镇江康复治疗，有亲人的陪伴更利于康复。”伍治良介绍，儿子和继母都被对方指控对财产有处置行为，指定他们担任共同监护人，形成相互监督，也更有利于保护老周的财产权。
　　“争夺监护权背后可能涉及病人的财产处置权，但取得监护权并不意味着取得了病人的财产处置权。法院通常会担心老人实际上没人照料，会指定单方面监护。”彭夫认为，本案中的继母、儿子都属于监护人，第一顺位的监护人被指定监护，不意味着其他顺位的监护人就丧失监护权，亲属们可以协商一份可行、实际有利于病人的共同监护方案，再由法院进行认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