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游客走在位于甘孜州泸定县的泸定桥上。 新华社发

飞夺泸定桥（油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刘国枢作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10月1日，游客在位于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前留影。
　　新华社发（黄刚 摄）

　　

(上接09版)

　　这是国民党方面的疏忽大意吗？其实，并不尽然。从地理上看，大树堡是大渡河中游下段一片方圆几十里的平坝。这段大渡河的水势平缓且水面宽阔，无论是架设浮桥还是船渡都比较方便与安全，是一个理想的渡口。也因为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宁雅正道”才会从此经过。而除了“宁雅正道”之外，其西侧还有一条北上的道路，大体沿成昆铁路的走向，从冕宁往北到石棉，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也可以继续北上雅安。但相比“宁雅正道”，这条路更为崎岖难行。当时沿途人烟稀少，人畜粮草补给较为困难，故而一般商旅都视为畏途。而从历史上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863年5月），翼王石达开正是率军走的这条路，结果在安顺场陷入清军与当地土司武装的重围，最终全军覆没。鉴于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蒋介石相信，毛泽东“不可能不晓得石达开的教训。他肯定会走东边的大道（编注：即‘宁雅正道’），取道汉源、荥经，图谋在雅安附近同徐（向前）、张（国焘）一股会合”。更加熟悉当地地形的四川军阀也抱着同样想法。在他们看来，“从地区情况来分析，川康边区，地形复杂，彝情特殊，走大渡河是石达开覆军老路，对红军非常不利”，“过金沙江到大渡河是石达开倒楣（霉）的老路，红军哪里会钻这个牛角尖”。
　　然而，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从1935年5月21日开始，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为左右两路北进：主力为左路，经冕宁县的大桥、拖乌等地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红1军团2师5团为右路，由军团参谋长左权、红2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领，沿“宁雅正道”前进，向大树堡前进，以迷惑和钳制大树堡对面富林之敌。国民党军果然中计。左路的红1师1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着大雨经过80多千米的急行军，于5月24日赶到大渡河南岸安顺场，之后歼灭守敌2个连，缴获渡船1只，控制了渡口。5月25日上午，红军“17勇士”，利用唯一的一条渡船，在炮火的掩护下，在国民党军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当年的“翼王悲剧地”一变而为“红军胜利场”，国民党方面喧噪一时的“朱毛作石达开第二”的梦呓随之破产。

孤舟强渡与勇夺铁桥

　　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但当时的形势仍然非常危险。安顺场地处河谷封闭台地，北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西面是水势湍急的松林河（大渡河的一条支流），东面是奔流不息的南桠河（别名老鸭河），南面则绵延着险绝的马鞍山。大部队兵力无法在这里展开，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如果还是套用《孙子兵法》的话，安顺场是一个“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的绝境，红军必须尽快脱身而去。
　　然而，问题在于，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比当年太平军晚了大概半个月。其时气候已暖，上游雪山融化，大渡河正值丰水期。相较于金沙江，大渡河河面更宽，水流更急，浪头更高，整体险度更大。安顺场段河面宽达300余米，水深20-30米，水流异常湍急，河底乱石嶙峋，形成无数漩涡，水性再好的人也无法泅渡。此外，两岸山形陡峭，无法架设便桥，人马过河只能依靠渡船。
　　不过，大渡河的自然水文条件，即便有了渡船，渡河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后来陈云回忆，“渡河方法，先将载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再顺流如飞箭似的斜过对面河埠”“一不小心，即触礁石，船即分裂”“船返南岸时，亦须由北岸沿江逆流拉上五六十米，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南岸来，故如此往返需时五十分钟”。雪上加霜的是，红军此时找到的4条渡船，只有1条是好的，其余3条需要修理。按此效率计算，红军全军3万余人渡河，至少需要1个多月。更危险的是，红军分兵两岸夹河北上，一旦行动迟缓，大渡河极有可能将红军分割为两部分，红军被逐个击破。
　　时间也不在红军一边。此时，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已迫近德昌（冕宁以南），正向大渡河昼夜赶进。有鉴于此，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新的部署：已渡河的红1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循大渡河左（东）岸；林彪率红1军团军团部、红2师主力及红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西）岸，均向泸定桥疾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红3、红9军团和红5团随左纵队跟进。
　　为什么是泸定桥呢？泸定桥位于今四川省泸定县，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桥长100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桥身为9根铁链平行系于两岸，上铺木板，以作桥面；桥栏左右铁链各两根作为扶手，人行于上，摇摇晃晃，异常危险。
　　在大渡河西岸，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沿途全是崎岖山路，山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行走十分困难。但是，这难不倒英勇无畏的红军。5月27日拂晓，左纵队先头部队红4团从安顺场出发，不顾饥饿，不怕疲劳，踏着泥泞的道路，冒着暴风雨的袭击，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昼夜兼程，和敌人赛跑，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于5月29日晨赶到泸定桥附近，袭占了西桥头。
　　然而，泸定桥东桥头已经有川军驻守。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城内驻有川军第4旅38团一部，旅部在泸定城南的冷碛地区，另有2个旅正向泸定城增援。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
　　其实，川军是有时间炸掉泸定桥上的铁索的，这样便可彻底断绝红军在此渡河的希望。然而，这一切没有发生。这固然与红军的迅速行动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有关，同样，地理因素也不容忽视。泸定桥是当时整个大渡河上游唯一一座桥梁，从雅安至康定的“川康要道”从泸定桥过大渡河。可以说，在地理上，泸定桥是川藏交通的纽带、“茶马古道”的咽喉。而“茶马古道”不但是川藏之间的经济命脉，也是盘踞川西的刘文辉的重要经济来源。不仅如此，刘文辉当时的地盘以雅安、康定两地为中心，没有了泸定桥，其控制区就会一分为二，后果难以设想。此外，刘文辉唯恐中央军以“剿共”为名趁机深入西康，架空甚至吞并自己的地盘，因而不愿为蒋介石过度消耗实力，对执行炸桥命令始终消极敷衍。可以说，无论从经济地理、政治地理，还是“防蒋”的角度出发，川军对炸掉泸定桥都是有顾忌的。
　　从宏观的军事地理角度看，假如红军不能过桥，首先渡过大渡河的右纵队势必成为孤军，而红军主力将被迫沿川康要道向西进入西康地区，一如陈云所言，“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好在红军飞夺泸定桥一举成功，全军渡过大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矣”，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彻底破灭。

（郭晔旻 马瑛）据新华社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