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红军强渡大渡河指挥楼。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10月1日，游客在位于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前留影。
　　新华社发（黄刚 摄）

　　大渡河奔腾于川西南崇山峻岭间，其水流湍急、暗礁密布，河谷地带道路崎岖、人烟稀少，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地势，成为阻碍南北通行的天然屏障。
　　巧渡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挥师北进，直指川西北，核心目标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落实遵义会议确立的北上战略。国民党当局预判到红军的意图，急调中央军和川军沿大渡河构筑严密防线，并搜走、销毁渡口船只，扬言“将红军歼灭于大渡河以南”。此时红军兵力有限，弹药粮草匮乏，敌人数量远超自己，更面临大渡河这一地理绝境。
　　1935年5月24日至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红1师1团急行军抵达大渡河安顺场，在敌严密封锁下，以“17勇士”（实为18人）为渡河奋勇队强渡成功，控制北岸渡口。5月29日，左纵队先头红4团飞夺泸定桥，彻底突破敌河防，之后中央红军全部跨过天堑。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极具传奇色彩的军事壮举，更是红军打破绝境、从战略被动转向主动的核心拐点。
　　从军事地理视角审视，红军选定敌兵力薄弱、地形隐蔽的安顺场为突破口，利用险峻山路与植被掩护，昼夜兼程隐蔽机动，达成战术突然性，将敌依赖的天险转化为分割其防线、限制其机动的有利条件，最终实现从地理劣势到破局优势的逆转。这场胜利，既是战术层面的精准突击，也是军事地理认知与实战行动深度融合的典范，充分彰显了红军卓越的战略智慧与实战能力。

川西险境与重兵围堵

　　1935年5月巧渡金沙江后，中革军委明确指出，“（红军）取得了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有实现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编注：《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20日）》）。当时，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已西进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县、理县（编注：时称理番）、茂县地区，并以一部沿岷江南下，进占镇江关。两支红军的会师，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但要实现这一点，红军首先要克服地理条件对行军造成的困难。四川省的地形，东、西截然不同。川东的四川盆地以丘陵为主，川西却是高原和山地地形。川东巫山附近的长江河谷，海拔仅80米左右，川西贡嘎山海拔7556米，为省内第一高峰，两者相差7000余米。东西差异大，是四川地貌的总特征。西部高原属青藏高原的东延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一般在4000米以上，东南部高原地势渐低，为高山峡谷，岭谷高差达2000-3000米。川西山地则处于横断山脉的北段，多海拔5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具体而言，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就进入川西南地形崎岖的山地地带。这一带的山地多呈南北走向，并列排布，海拔多在3000米左右，个别山峰超过4000米。山间多深切窄谷。譬如，从德昌向北到冕宁（均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就有一段长达130多千米的河谷地带，其平均宽达4-6千米，最宽处约10千米。这意味着，部队在东西方向的机动会受到地形的严重限制，只能大体沿山间河谷进行南北方向的行军，陷入“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境地。
　　上述地形地貌使得国民党方面不再像红军“四渡赤水”时那样，对红军的意图茫然不觉，而是对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的战略意图有较为清晰的判断。既然红军“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徐匪’（指红四方面军）合股已明”，势必向北进军。据此，蒋介石决心“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
　　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位于川西南的三角地带。金沙江已被英勇无畏的红军抛在身后，雅砻江又不在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路线上，国民党方面的“围剿”战略的地理要点，就在于“大渡河”。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岷江则是长江的支流），全长1048千米。这条河古代称“沫水”，源于青海省果洛山南麓，于丹巴县城东接纳小金川后始称大渡河。进入四川省境之后，大渡河的大部分河段都与西面的雅砻江和东面的岷江一样呈南北走向，可是偏偏在往南流经四川省泸定、石棉后转向东流，经汉源、峨边，于乐山城南注入岷江。经历了流向的直角拐弯之后，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正横亘在红军的北进路线之上。
　　也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大渡河天堑寄予厚望。在红军围攻会理期间，国民党“追剿”军先后到达金沙江南岸。5月11日，蒋介石令“追剿”军迅速过江，在川康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他自己飞往云南昆明，策划其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按照他的计划，以2个纵队为主力的中央军在薛岳指挥下迅速渡江，进至西昌筑碉，左与盐边、盐源之孙渡纵队，右与昭觉之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滇军孙渡纵队进至盐边、盐源，沿雅砻江西岸筑碉布防，阻止红军西进。在“南追”任务主要由国民党中央军与滇军担任的同时，“北堵”的任务交给各路川军。5月15日，蒋介石委任第20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巩固雷波、马边、峨边、屏山4县防务，保障川南。第24军刘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楼，以防红军北进。
　　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各路人马总数近20万，兵力远超红军。为了确保河防，蒋介石还三令五申，要川军将收缴的大渡河南岸渡河船只及可作为渡河的材料集中到北岸，并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此外还要求扫清射界（如南岸可掩护红军接近河岸的民房，悉数焚毁）。这番部署之后，蒋介石显得“胸有成竹”。他在给刘文辉的电文里强调，“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薛岳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跟追于后，望兄督励所部，严密防守，务将共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

大渡天险与绝地突围

　　近一个世纪前，大渡河两岸还是一片闭塞之地，交通和信息传递极为落后。全程无公路，只有崎岖陡峭的人行小道，不通汽车，主要交通工具为骡马或滑竿。当时在川西南一带连接南北的主要是所谓“宁雅正道”。“宁”指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属地，当时称“宁属”；“雅”指现在的雅安地区，当时称“雅属”。这条“宁雅正道”，从西昌经泸沽、登相营、小相岭、越西、海棠、坪坝、河南站、晒经关、大树堡（编注：今汉源县大树镇）、富林（今汉源县城，1935年为集镇）、清溪（1935年汉源县城）、大相岭、凰仪堡（旧称黄泥堡）、荥经至雅安。其间要翻越小相岭，乘舟过大渡河，再翻越大相岭。
　　国民党方面相信，红军必然会取道“宁雅正道”北上。于是，蒋介石决定将川军主力布防在“宁雅正道”的大渡河段阻击红军。他要求川军“克日取捷径，赶赴大渡河筑碉布防，扼守自安庆坝（不含）以下大渡河北岸全线，主力控置富林”。根据这个判断，1935年5月下旬，川军的“大渡河防线”呈现出极其明显的“东重西轻”的态势。多达6个整旅又3个团共2.4万余人的川军主力，担任富林（在大树堡的对岸）以下的大渡河下游防务，而刘文辉手下的第24军第4、第5两个旅不足万人，却担任富林至泸定段大渡河上游的防务。这样一来，石棉县的安顺场及其上游就出现了防务空虚，成为“大渡河防线”中的一个漏洞。

（下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