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2021年5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赤水河渡口之一土城渡口（资料图片）。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位于贵州省遵义仁怀市茅台镇的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1935年1月初，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然而，自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后，蒋介石便调动国民党中央军与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军阀部队，从各个方向进逼黔北，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在面对40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至4月，红军“四渡赤水”，数十万国民党追兵被红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走，一再扑空。
　　“四渡赤水”的胜利，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与地理条件有机结合的典范。复杂地形并未成为红军的绝对阻碍，反而被转化为克制强敌、争取主动的战略资源：红军以地理为兵，用多点渡口拓宽路线选择，用山地气候遮蔽作战意图，用崎岖地形抵消敌军优势；而国民党军则被地理环境束缚手脚，装备、机动、侦察优势尽数受限，最终无法完成围歼红军的战略企图。

“四渡赤水”背景

　　1935年1月初，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当时，遵义是黔北土产集散地，汉、苗、仡佬等各族商旅云集这里，城市较为繁华。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那么，红军是不是可以在遵义一带结束长征，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呢？
　　当时的战场形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自从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后，蒋介石便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可能有两个，一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二是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基于这种判断，蒋介石调动国民党中央军与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军阀部队，从各个方向进逼黔北，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到1935年1月中旬，红军的处境已变得非常险恶。在南线，黔军正蠢蠢欲动，妄图从红军手里“收复失地”，其两个师已进逼遵义南部，另一个师则向湄潭（位于遵义以东）进攻，企图从东、南两面威胁红军；在黔军的后面，还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多达8个师，他们已经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进至乌江南岸。在西线，3个旅以上的滇军正向云南昭通、贵州毕节地区开进，拦阻红军西进。在北线，川军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10多个旅的重兵集结于川黔边境，先头部队已到达松坎（在桐梓以北），防止红军进入川南。在东线，湘军进入黔东，沿乌江东岸布防，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鄂军1个师又1个旅沿乌江下游布防，防止红军东返。甚至桂军也出动了2个师，进至黔南的独山、都匀一线，作为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共约40万人，相当于当时的中央红军（3.7万余人）的10倍多，兵力对比悬殊。
　　面对敌军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之后决定，中央红军迅速脱离遵义地区，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另图发展。
　　“四渡赤水”之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所谓赤水，指的是赤水河。它是长江上游南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境内，入贵州境内后，经毕节、金沙、仁怀、习水、赤水等地，至四川合江汇入长江。全河穿行于川、黔、滇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数百里。
　　从1935年1月19日起，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属贵州习水）、赤水方向前进。土城战斗打响后，1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赶来围堵、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果断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隶属四川）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红军在运动中寻求战机，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起“四渡赤水”时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机动，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红军由二郎滩、太平渡等东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此役，3月28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并于31日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佯攻息烽，前锋威胁贵阳。而此时，作为国民党军围堵红军南线主力的中央军两个纵队，已经渡过乌江，正与黔军、川军和部分滇军一起寻找红军作战，贵阳已经变成国民党军的后方，只有4个团的兵力驻守。正在此地督战的蒋介石慌忙下令滇军主力孙渡纵队3个旅火速东进“救驾”，这样一来，贵州西南部兵力空虚，云南腹地同样大门敞开，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形势。于是，在贵阳虚晃一枪的红军，乘虚直插云南，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远远甩在了身后，成功实现了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也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地理障碍重重

　　在“四渡赤水”中，除了与国民党军作战之外，红军还需要克服地形、河流、气候、道路等严峻的地理阻碍。
　　地形阻碍——山高谷深，地貌破碎，机动空间极度受限。从地势上看，遵义地区处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第二级阶梯向东部丘陵平原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总的看，这一带山高谷深，河流密布，地貌崎岖破碎。拿靠近赤水河的赤水、习水、仁怀三县（市）来说，其境内的海拔分别是221-1730米、275-1872米、329-1681米，相差悬殊。而且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这样的地形地貌，既限制了红军的回旋与集结，也迫使红军只能沿狭窄谷道行军。因此，在蒋介石看来，“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相关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史料称，“一渡赤水”后，红军向古蔺以南前进，“以后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河隘为最险要，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作为长征的亲历者，陈云后来也用“历尽无数困难”来描述这段路程。
　　无疑，这种地形对作战有着重要影响。以土城战斗为例。土城位于贵州西北，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当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山岭绵结，地势险峻。军委对于土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把攻占并巩固土城，作为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重大步骤。土城战斗所在的青杠坡是个峡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与优势装备，使得战场态势发生逆转。结果，这一仗，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艰难，最后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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