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扎竹筏雕塑。图据遵义市政府官网

红军强渡乌江时使用的双层竹筏和小船（展品）（资料图片）。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突破乌江纪念园。图据遵义市政府官网胡志刚摄

　　

（上接09版）
　　所有这些地理因素叠加，使得乌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险。从自然地理角度看，渡过乌江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之前的湘江。其时正值岁末，寒冷气候对渡江的红军是巨大的考验。这不光是因为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需要在刺骨的江水和寒风中作业，非战斗减员风险极高，还由于冬季的贵州山区多雾，能见度差，给架桥、航行等精细作业带来较大的障碍。贵州当地渔民中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要过乌江，必须具备3个条件，缺一不可——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
　　此外，不同于国民党军的湘江防线一度出现“真空”的情况，黔系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早已沿乌江布防。黔军第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部，为阻止红军渡江，在乌江沿岸的茶山关、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回龙场等大小10余处渡口修筑防御工事，构成200余里的防线，以5个团和1个机炮营防守沿线。同时，敌人还烧毁了两岸民房和船只。从黔军的布防可看出，乌江渡口是重点设防区域，仅江界河一线就有1个团和1个机炮营驻防。黔军上下对这条乌江防线都抱有幻想，江防司令林秀生曾向侯之担拍胸脯保证：“（乌江）江防工事，重垒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而怀有独霸黔北野心的侯之担更是狂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强渡天险

　　然而，即便天险在前，红军也必须跨越。这是缘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身处绝境，不渡乌江即遭围歼。其时，对红军而言，前有黔军在乌江北岸重兵布防、毁船封渡，后有国民党“追剿”军刘建绪第1兵团、薛岳第2兵团衔尾急追，距离红军只有几天行程。国民党企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围歼红军于南岸。红军晚渡一天，包围圈就收紧一分。同时，过了乌江，便是相对开阔的黔北高原坝子地区，红军会拥有更大的战略机动空间。其二，乌江水文条件随时间急剧恶化。乌江是典型季节性河流。时值1月初，属冬季枯水期，江面窄、水深流急，但尚可组织强渡。一旦进入春季，贵州进入雨季，水位暴涨，江面加宽，流速更猛，强渡难度会成倍上升。抓住枯水期的有限窗口快速渡江，是唯一战机。其三，落实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红军当时连续转战，减员严重，疲劳至极，缺衣少食，弹药不足，急需一个较大城市作为休整、补给、扩红、安置伤员的基地。遵义是黔北重镇，人口多、物资充足、地势险要，是当时理想的立足地。黎平会议已确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而乌江是进入黔北、抵达遵义的必经之地，不渡江则战略完全落空。
　　所幸的是，红军面临的对手并非铁板一块。黔军的实力本就不强，内部还四分五裂。侯之担部不过五六千人，却要布防整个乌江北岸，哪怕是只守主要渡口，这些兵力也是捉襟见肘。在如此交通不便的山地江河地带，守备方的机动能力远逊于进攻方对突击点的选择。红军若能集中兵力于少数渡口，就可实现以点破面。而且，黔军还是远近闻名的“双枪兵”——打仗时手里端着一支步枪，背篓里放着一杆烟枪，“双枪”不离身。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为了突破乌江天险，中革军委规定，1935年1月1日红军的行动如下：红1军团以红2师加强军委工兵2个连，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侦察，以1个团渡过乌江北岸，占领阵地，向珠藏侦察警戒，并掩护工兵架桥，以便红2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5军团由此渡江；红1师进至回龙场及其附近地域，以1个团占领乌江北岸阵地，向湄潭警戒，并指挥2个工兵连架桥，以便军团主力由此渡江；红9军团应在回龙场、袁家渡及其以北地区掩护红1军团之侧后，并受红1军团指挥；红3军团第4师应前进至清水口渡河点之地域，准备架桥。
　　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江界河。这里距离瓮安县城不足30公里，是瓮安河（即瓮水）与乌江汇合口，两水汇流，清浊分明，故取名江界河。这里的江面不宽，两岸的山体均为墨乌色，整个乌江如同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向东奔腾而去。因此，当地老百姓叫它为乌龙江。渡口就在江界河村的江边。乌江穿越深山峡谷，流到这里，其险峻犹似三峡。从南岸到江边渡口，要往下走几公里陡峭的石山，过江后还要爬几公里的山路，才能上通遵义的大道。部队在此下行和攀爬极度消耗体力，重型装备和火炮几乎无法通行，极大限制了进攻方的兵力展开和后勤补给。
　　红军侦察发现，江界河分新老两渡口，新渡口在上，江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江宽约120米，两渡口间相距约3000米。黔军顾此失彼，只在江流较宽、水流较缓的老渡口北岸配备强大火力，在新渡口却兵力较少。于是，红军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1935年1月1日，红军白天抢渡没有成功，夜间组织突击队乘竹筏偷渡，但大部分竹筏被卷了回来。1月2日上午，根据军委指示，必须紧急抢渡。突击队乘60多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当竹筏接近对岸时，前天夜间到达对岸在石崖下潜伏的5名勇士，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接应强渡部队登岸。
　　值得一提的是，看似胜利在望时，乌江沿岸的地理因素又显现出不利于红军进攻的一面。由于黔军动用预备队居高临下进行反击，加上山陡路狭，部队无法展开，红军被迫退守江边。就在这时，红军发现一处石壁可攀援而上，便迅速攀登占领了敌右前方一个石峰制高点，击退了黔军。
　　到1935年1月6日，3路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整个乌江战役，前后只用几天时间，由于战略方针的正确，红军共歼灭、击溃黔军4个团，约4000人。至此，国民党军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宣告落空。红军声威，震动黔北。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红军渡江之后，乌江便从阻挡红军的障碍，一变为红军身后的屏障。渡过乌江之后，红军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率领“追剿”军只能转回湘西，与红2、红6军团作战；刘湘的川军逡巡长江南岸一线，不敢轻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滞留黔南；黔军一触即溃，王家烈更不敢妄动。只有薛岳率领的蒋记中央军穷追不舍，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同时，薛岳又奉有蒋介石之命，要赶往贵阳，抢夺黔系军阀王家烈的地盘。正因如此，红军才在黔北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机，缓解了长征以来，特别是湘南作战以来之疲劳，并得以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郭晔旻）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