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小朋友在宁夏银川市西夏陵景区体验西夏文木活字印刷。

　　宁夏银川西夏陵博物馆展出的迦陵频伽。

　　正如英文里的“功夫”茶”源于汉语，汉语里的“沙发”咖啡”来自英语，西夏也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借鉴词汇。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表明，西夏文中的宗教词汇多借鉴藏语，而行政术语则多借鉴汉语。

翻译，将西夏文明推向新高度

　　在黑水城等地，出土了大量西夏文译制的汉、藏佛经，甚至夏汉“双语版”历法。除了翻译，西夏还重用熟悉汉文化的官员，系统翻译《论语》周易》《孙子兵法》等中原典籍，从汉文化中汲取智慧。
　　《番汉合时掌中珠》作者骨勒茂才，被推测为西夏一名乡塾先生。其在该词典序作写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以其身份地位，都如此希望以语言相通促进文化交融，足见当时西夏人对夏汉两地交流的迫切渴望与需求。
　　西夏还深受唐诗宋词影响，创造了不少诗歌。“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出自一名归附宋朝的西夏官员，表明宋词一度远播西夏；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无名写本诗集约60首，诗题有《善射》冬旱喜雪》《忠臣》等，是对中原格律诗的模仿之作。
　　能歌善舞的西夏人，还从中原音乐中汲取养分，如仁宗时期使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乐书、修订乐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歌舞文化，并为宋元宫廷所欣赏。宋神宗曾召见投降的党项乐人，让他们在崇政殿奏乐；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征用西夏旧乐”，称为“河西乐”，亦在宫廷演奏，并建昭和署管领河西乐人。
　　更能反映西夏对中原文化吸收借鉴与创造性转化的，是西夏瓷器。
　　宁夏灵武市，沙漠中一座小山丘上，坐落着西夏时期最大的瓷窑中心。在32万平方米遗址区内，散落大量黑釉剔刻花瓷器。一刀一釉间，凝聚了中原技艺、草原风骨、丝路风情。以代表性器型扁壶来说，其全面吸收磁州窑等中原窑系的成熟技术；器型是游牧民族特征鲜明的水囊，双耳或四耳设计，以便穿绳提拿或马背携带；其上既有牡丹、莲花等中原常见纹样，也有摩羯、骆驼等丝路风情纹饰，还可见波斯联珠纹。
　　2017年，在贺兰山深处发现的西夏官窑——苏峪口瓷窑址，更是宋夏文化与技术交流的生动实证。山腰间清理出的杯盘碗碟等瓷器，细白温润、质地坚硬、通透度高，和灵武窑瓷器截然不同，却与景德镇湖田窑产品极其相似。
　　千年前，江南瓷韵密码如何流入塞北大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分析认为，北宋“极简风”素面薄胎白瓷影响了西夏王室的审美。“宋夏虽有交战，但也有较长的‘蜜月期’。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北宋官方派遣了南北优秀工匠来到西夏，帮助他们生产这种细白瓷。”
　　夕辉洒下，西夏陵的高大陵塔与贺兰山脉交相辉映，绝美苍凉。那些陵塔，是银川司机口中的“大土包”，却并非中原王朝帝陵中的封土堆。在战争与风霜侵蚀前，它们曾是宏伟华丽的佛塔，是党项将中原王朝陵寝制度与佛教信仰相结合的创新产物。
　　那些曾装饰在陵城屋脊上的大型绿釉鸱吻、人面鸟身的迦陵频伽，既借鉴了中原建筑装饰风格与绿釉烧造技术，又大量融入佛教元素，成为西夏陵的代表性文物。
　　星罗棋布的西夏遗迹，串联起一条清晰脉络：多元不是消解，而是共生；交融不是替代，而是新生。西夏文明余晖渡过千古江河，“河西乐”余韵仍在丝路回响，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见证。

丝路枢纽的文明传递

　　公元1036年，李元昊打败吐蕃，乘势攻占瓜、沙、肃三州，最终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扼住了东西方商贸交流的命脉，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实现了祖父李继迁的夙愿。
　　西夏学学者杨蕤潜心研究西夏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状况多年。他认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中继贸易兴盛。“我们从文献中发现，西夏境内有大量外来商品，如珊瑚、琥珀、乳香等；西夏陵出土文物中的建筑构件摩羯、丝织品碎片、回鹘商人泥塑人像等，也提供了间接证明；宁夏灵武磁窑堡瓷窑遗址出土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也是这一事实的侧面说明。”
　　而通过朝贡、榷场、和市等多种形式，西夏与周边宋、辽、金等政权的贸易往来，同样频繁。
　　山西大同在西夏时期称为“云中”，其西北曾设有夏辽贸易点。公元1141年，应西夏仁宗之请，金朝在其基础上恢复并扩大了贸易。
　　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十余件西夏榷场文书，尽管时隔近千年，泛黄麻纸上墨迹依然十分清晰：来自西夏镇夷郡、西凉府等地的住户（商户）携带毛褐等货物，和金朝商户交换丝织品及其他生活用品。
　　“西夏与宋、辽、金在地域环境、经济形态以及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不仅没有造成彼此经济的割裂，反而推动了各民族在经济上交流互鉴、互补共生，深刻反映了各民族在经济上共享‘中国之利’。”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说。
　　商贸往来互通了物品有无，佛教传播则搭建了精神桥梁。
　　作为游牧民族，党项人的原始信仰以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为核心，盛行萨满巫术。西夏九座帝陵中，献殿、墓道封土、陵塔连成的轴线并非在陵城正中，而是北偏西，与中原王朝帝陵的中轴线对称格局有别。这正符合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党项民族原始信仰：“盖西戎（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
　　然而，在统治疆域扩大到佛教盛行的河西等地后，西夏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佛教逐渐获得了他们的认同与信奉。专家研究发现，西夏佛教前期主要受汉传佛教和回鹘佛教影响，后期又接受吐蕃藏传佛教，汉藏佛教并行。
　　为弘扬佛法，西夏广建寺庙佛
　　塔，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高台寺、承天寺等近20处。时至今日，西夏故地还留存大量塔刹遗址，或处于繁华闹市，或深藏山林秘境，或掩于戈壁风沙。
　　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的卧佛
　　寺，为西夏崇宗李乾顺为其母梁太后祈福所建，是唯一保存至今的西夏大型寺院建筑。大佛殿坐东面西，高达24米，青筒瓦覆顶，吻兽高峙，飞檐斗拱。走入殿内，身长34.5米、肩宽7.5米的佛像双目微阖，右胁而卧，姿态极为舒展。这尊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是西夏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
　　西夏还大量翻译、刊印佛经。据史书记载，西夏六次向宋求取佛经，宋朝基本予以满足。李元昊时期便开始以西夏文翻译佛经，50余年里译出3579卷；而中原地区由梵文翻译6000多册汉文大藏经，用了差不多1000年。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速度，堪称翻译史上的惊人创举。
　　“藏传佛教在西夏仁宗时期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吐蕃上师被西夏奉为帝师，是元代实施帝师制度的先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伯君说。
　　近千年后，这种“汉藏并存、显密圆融”的特征，仍然可以从西夏佛教遗存中清晰辨认。
　　残高不足30米的西夏宏佛塔，坐落在银川市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身为空心，下部三层为八角楼阁塔，其上承托着完整的覆钵塔（喇嘛塔），是国内罕见的复合变体砖塔类型。
　　榆林窟第3窟内，壁画既有源自中原的净土与文殊普贤，也有藏传佛教的金刚界曼荼罗；尼泊尔、印度的艺术元素融入菩萨造型，形成了罕见的异域风貌。

发现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佛教经典的广泛传播需求，直接推动了西夏活字印刷术的繁荣创新。
　　这些年，西夏遗址考古捷报频传：出土于武威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被认定为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出土于银川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则是已知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专家甚至考证出，活字印刷在这一时期已被用于制作格式统一、填写便捷的粮草税收文书，展现了其超越宗教传播的实用价值。
　　“西夏一直十分注意吸收学习中原文化，加上财力、物力有限，因此大力推广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印刷术并不奇怪。同时，因西夏当时疆域控制河西走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活字印刷术沿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过程中，西夏发挥了桥梁作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彭向前说。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在11世纪，欧洲应用则在15世纪中叶，中间近四个世纪的传播链条长期缺失。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瑞指出，西夏恰好处在这一时空节点，且其境内发现了西夏文、回鹘文活字印刷实物，“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活字印刷术西传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时间，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2000多公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西夏王朝如流星般划过历史长空，终究陨落。1227年，蒙古军队攻陷西夏后，进行了残酷的报复，都城兴庆府等地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建筑被焚毁。西夏王朝长达189年的统治，走向终点。
　　王朝会消失，文明却不会消失。西夏，恰似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中原、西域，贯通唐宋、元明。大量西夏遗民在元朝身居要职，活跃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为社会发展注入独特力量；西夏的佛教信仰、典章制度、艺术技艺乃至生活习俗，持续浸润着元、明、清乃至中亚地区；西夏百姓散落中华大地，早已融入华夏血脉…… 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