秭归县纪念屈原的仪式。新华社发

秭归屈原祠。

武汉东湖屈原像。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历来人们以各种方式凭吊屈原、纪念屈原。早在梁朝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闻一多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和崇敬的对象，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屈原成了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一个符号。
　　屈原以其清高孤绝的秉性，正道直行的品格，浪漫华彩的想象，爱国忧思的情怀，影响了贾谊、司马迁，影响了陶渊明、李白，影响了苏轼、辛弃疾，也影响了梁启超、闻一多……实际上是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影响了中国文学，影响了中国文化，也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

江南九章湘水怀沙

　　楚怀王屡遭秦王和张仪的诓骗，最后竟被诱至咸阳囚禁至死，楚顷襄王继位，子兰为令尹，屈原更遭嫉恨，再被放逐，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活。屈原这一次的流放，行踪悠远，且行且吟，一改以往浪漫华丽的诗风，而以朴实的语言，回溯往日的宏愿，抒写内心的不甘，忠实记录不能返国还都的痛苦心情。后人将这组“随事感触，辄形于声”的行吟诗，辑为《九章》，合为一卷。
　　屈原的这次流放，足迹遍及沅、湘流域诸地，过去一般以为是在蛮荒僻野间漫无目的的流浪，但汤炳正根据楚地出土的《鄂君启节》，提出了新的看法。《鄂君启节》正是楚怀王时期的珍贵文物，详细记载了当时官商通行的水陆交通线路，是楚国的“国道”。著名楚辞学专家汤炳正根据《九章》中提供的线索与《鄂君启节》中的线路对比，认为屈原走的就是楚国的官商大道。
　　汤炳正还认为，屈原的汉北之行也是在这一次流放行程之中，而不是在怀王之时。他先往东，到了江西的泸江、陵阳一带，那里是楚国的大后方，但是屈原并不甘心于苟活，于是折返，先到了西北的汉北，又去了西南的溆浦，这是与秦国接壤的两个地方。汉北有楚国的故都，屈原回不了郢都，所以像“狐死首丘”那样，回到故都去。
　　接着他又南下到湘西的溆浦。今天，溆浦也广泛流传着屈原流放至此的故事，溆浦的龙舟竞渡也很发达，场面壮观，竞渡前还要到溆水南岸屈原庙中祭祀。汤炳正认为，屈原到汉北和溆浦，并非流于“江南之野”，而是为了考察秦楚边境的形势，是“爱国心情之所驱使”。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屈原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忧伤，作《怀沙》于汨罗江自沉。汨罗江畔是罗子国故地，考古发现这里战国时期的文物丰富，并有数十座高等级墓葬，显示其时乃为楚国的重镇，并非荒凉之地。屈原从溆浦东行至此，看来也是有意为之。他一路考察楚国的国内情势和边疆形势，可见并未放弃诗文中时时透露出来的政治理想。
　　直至郢都既破，楚王仓皇逃往陈，屈原看到曾经令他自豪和眷恋的楚国大厦将倾，他终于明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已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于是在端阳之日，屈原投江而死。汤炳正说：“从当时的战局来讲，无疑是殉国；但从作品内容来看，毋宁说是殉道、殉志。”
　　屈原行吟所及之地，并非仅仅是一条流放的线路，而是这位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精神世界的活动轨迹，他的流放过程，也是一次现实理想幻灭和精神理想澡雪的过程。

上下求索千古之志

　　屈原既死，他的精神便活了起来！“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历来人们以各种方式凭吊屈原、纪念屈原。早在梁朝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闻一多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和崇敬的对象，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屈原成了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一个符号。
　　然而，历来也有“标新立异”者提出不同意见，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忿怼不容”，扬雄说他“过于浮，蹈云天”，近代还有学者认为屈原是“文学弄臣”，《离骚》中“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闻一多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即便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也“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他不仅仅“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毋宁是孤高与激烈”。
　　在闻一多的眼里，“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屈原是“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
　　在《史记》里，屈原是有宏大政治抱负和明确治国纲领的政治家。在他的辞赋作品中，也鲜明地透露出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主张。
　　在《离骚》中，他以商汤、夏禹、武丁、周文、齐桓的治世为理想，并以伊尹、皋陶、傅说、姜尚、宁戚的作为自比，又以夏启、后羿、夏桀“自纵”“逢殃”的史实作为反证，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将君王比作“灵修”，而将自己比作“蛾眉”。他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像商汤之与伊尹，夏禹之与皋陶，又如殷高宗与傅说，周文王与姜尚，齐桓公与宁戚，是灵君与美人“两美相合”的关系。
　　屈原的政治路线是内举贤能、彰明法度，外合诸侯、联齐孤秦。可惜君王不听从他的政治主张，灵修“不修”，反而听信谗言，令屈原深感“嘘郗”“郁邑”，哀“时之不当”。唏嘘哀叹之际，他又进行了一次“行吟之旅”，只不过这是在畅想之中一次十分壮美华丽的穿越时空的“行吟”。
　　在幽深莫测的内心争斗中，诗人的灵魂忽而升天漫游，忽而驰骋远古，在天上、地下“穿越”“求索”。既然现实中的君王不能助我实现政治抱负，那我只好神驰遐游，总能找到理想的归宿之所吧？

悲怆笔触浪漫文采

　　屈原以十分悲怆的笔触，却又十分狂放的热情和十分奇瑰的想象，书写了自己“香草”“美人”般的政治理想，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忧愤、矛盾、彷徨等复杂心绪。
　　屈原自比“美人”和“香草”，显然不是“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他要表达一种“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政治理想。然而，理想未能实现，连昔日的“芳草”，如今也变成“萧艾”，纷纷随波逐流，佞幸谄谀、专横跋扈之徒甚嚣尘上，“群贤”莫好修，美人独迟暮。
　　诗人最大的痛苦即在于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至此，屈原岂止是“露才扬己”“忿怼不容”，他不能实现“皇天无私阿”“民德焉错辅”的政治抱负，失望至极，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无怪乎闻一多先生说：“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政治理想一步步破灭的同时，他在精神上则一步步往“清”的高格上逼近，直至“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梁启超用“极高寒的理想”和“极热烈的感情”来概括屈原的人格，他认为屈原《九歌》中《山鬼》一篇，就是屈原用象征笔法描写自己人格。“若有美术家要画屈原，把这篇所写那山鬼的精神抽显出来，便成绝作。”
　　事实上，历代有不少艺术家绘制了屈原的肖像，今天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屈原雕像，或低头沉吟，或昂首问天，让屈原的精神形象化起来。在武汉东湖，有一座行吟阁，为纪念屈原曾行吟至此而建，阁前的屈原像，3米高的基座和3.6米高的全身雕塑，巍然而立，颇显凝重。
　　屈原流放的途中，“过夏首而西浮”。夏首为汉江汇入长江之处，据此，研究者认为屈原到过武汉。东湖为此还建有屈原纪念馆，每年端午这里也会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东湖龙舟赛十分激烈壮观，成为武汉市民缅怀屈原弘扬传统文化的载体。
　　屈原以其清高孤绝的秉性，正道直行的品格，浪漫华彩的想象，爱国忧思的情怀，影响了贾谊、司马迁，影响了陶渊明、李白，影响了苏轼、辛弃疾，也影响了梁启超、闻一多……实际上是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影响了中国文学，影响了中国文化，也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
　　《离骚》与《诗经》并称，成为中国文学源头上双子星座。屈原以其惊采绝艳的文风，开创了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我们纪念屈原，当纪念他的精神、他的文学和他的千古之志。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