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 -A13 宽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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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狂欢

契穆双室黑陶瓶。

安第斯文明特展巡展。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强雯 文/图

  狂欢,从原始人时代便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国、印度、意大利、土耳其、伊朗和埃及等地,均有表现狂欢的岩石艺术,人们手舞足蹈,庆祝着某种我们未知的事情。
  狂欢,有时是自下而上的感染,比如岩画中的狂欢最早可能是为了御寒或御敌之故,渐渐成了一种规则、习俗;有时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比如《史记殷本纪》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长夜为饮。”这种狂欢将饮食男女杂糅在一起,虽然让商纣王落下了腐败的罪名,不过辩证地看,商纣王也是遵从了上古遗风,奔放自由是其表,摆脱劳苦是其核。到汉代,逢着春节、元宵、七夕狂欢的文献著述更多,细读下来,无不充满“天下王土,非我莫属”的政治意义。
  不过从考古遗址中走来的雕塑,更加佐证了我们对严肃狂欢的思考。宏大又精致的祭祀场景,活灵活现的人物肖像,从眼神到肢体语言,猪羊犬马,乐器酒瓶,狂欢元素应有尽有。他们手舞足蹈,他们叩天问地,严肃发自内心,快乐犹如天然。

记录古滇人祭祀狂欢的
青铜贮贝器

  古代狂欢的雕塑类文物并不多,因此显得珍贵,最有声望的要数1950年代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的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是用来贮藏当时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海贝的罐子,类似于存钱罐。青铜贮贝器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是西汉时期的作品。它夺人眼目的地方在于盖上的诅盟场面。盖子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一次古滇人祭祀的狂欢场面。上铸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众多参与祭祀的人,神态各异。在祭祀建筑后面还放着两面巨大的铜鼓。
  广场犹如一个热闹的集市,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人神共乐。除了祭祀,这也是商品流通、商品交易的吉时,从雕塑上能看到,有人高鼻深目,有人蓄着长胡子,有人耳挂大环,有人头上顶着箩筐,还有牵着牛马驮着货物赶来的商贩,这一定是个好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参与这次祭祀,来互通有无,美酒美食,尽享其中。
  《华阳国志》中记载了古滇国的风俗“其俗征巫鬼,好诅盟……官常以盟诅要之”。凡有大事,古滇人都要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的典礼,是为诅盟。
  这是最传统最严肃的狂欢,敬天,敬地,敬众生。在祭祀的日子里,除了本地的滇国人,还有大夏人、三苗人来此地瞻仰威仪,寻找某种契机。

双室黑陶瓶
带人们回望契穆文化

  在国外,也有类似表现狂欢场景的文物。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文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契穆文化时期(公元900年-公元1470年)的双室黑陶瓶。整体高19.8厘米,长27厘米,宽14厘米。这个黑陶瓶分为两个部分,正面是一个水壶,背面是一个祭祀台。祭祀台底部的基石上站满了狂欢的各色人等,拿着打击乐器摇铃的,拍手鼓的,举手喝彩晃动身体的。载歌载舞的情形十分生动愉悦。
  而他们所面向的却是一个比他们都要高大的人物,此人物双手反缚,头上戴着新月形饰品,绑在那块柳叶形石条上,仿佛正在接受命运的安排。
  此物现由秘鲁拉鲁克博物馆收藏,因为2020年来到中国山西、天津、重庆等地巡展,才让我们大开眼界。
  从这祭祀狂欢时刻的双室黑陶瓶回望契穆文化,也是十分璀璨。契穆人的首都昌昌古城位于秘鲁北部特鲁略市西北郊4公里的沙漠地区,占地36平方公里。“昌昌”在契穆语中代表太阳的意思。全盛时期昌昌拥有7万-10万居民,是西班牙殖民者来之前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契穆国王以最高神明的代表自居,王室里的侍从分工精细,有伺候洗澡的“侍浴”、吹海螺号角的“司晨”、负责出行的“司马”、在国王必经之路铺洒海贝粉的“礼官”等。分工精细,说明了契穆人在手工艺上的完备、优良。
  契穆社会禁止工匠改变其职业。工匠们所生产的产品除了供贵族阶层使用,还互相销售,又或者供居住在古城及周边地区的平民使用。
  古往今来,从墓土中走出来的狂欢雕塑着实不多。这两款代表中西文明的祭祀狂欢雕塑,有某种相似。中国的是用来装货币的,秘鲁的是用来装水的。狂欢的人和神灵在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容器上,是副歌,是烘托,也是提炼和升华。把祭祀的深远之意加固在这日常器物上,文物便拥有了格外的深意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