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海军编史处往事（一）

　　1926年版《海军实纪·述战篇》。上有当时审定该书的海军将领及编撰者池仲祐的名字。

　　推动海军编史工作的时任海军总长刘冠雄。

林纾像。

　　因为是一场大败仗，甲午之战后，官方层面对这场战争的系统性书写几乎没有。直到1914年，在时任海军总长刘冠雄的推动下，海军当局首次对海军历史进行搜集、整理。甲午战争时，刘冠雄曾担任靖远舰大副，是少数幸存的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之一。
　　历经清末、民国的海军老人池仲祐在撰述编史缘起时写道：“民国三年，岁在甲寅，海军总长刘资颖上将以为，列国海军莫不有史，而吾华独付阙如，引以为憾。因于部内设立编史处……”
　　由于时局动荡等多种原因，虽然最终“未竟全功”，但此举仍是“吾国第一次也”，并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海军历史和一大批原始资料。

　　从现有的资料看，刘冠雄决定成立编史处的动议源于当时清史编纂的需要。辛亥鼎革后，1914年，袁世凯发布命令，批准北洋政府国务院关于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的呈请，聘任赵尔巽为馆长，并在同年9月开馆。
　　清史馆设立主要目的就是编修清史，但因迭经战火，档案损失，因此在开馆之初，清史馆四处征求史料，其中就向海军部征集清末海军资料：“考献征文为急务，官书而外，惟朝章宪典之宜求……请就部员中遴选一二员遥襄史局，专任馆务或需调查案卷随时派员前来接洽。”
　　受此启发，海军部决定成立编史处，并呈报给国务院，呈文中写道：
　　查各国海军向有历史，且皆遞年增订，以资考证。我国海军创起于福州船政，成功于北洋舰队，其间沿革、战役可述之事甚多。迄今四十余年未有记载。现北洋案卷经庚子之变，多半散失，趁此一二老辈尚未凋零，犹能身证口述，亟宜采辑残阙，以资纂述。议于部内附设海军编史处，纂次完善，将来送入史馆，以为传信。
　　可见海军编史处成立的直接目的是搜集资料，纂述信史，同时也满足清史馆的工作需要。而上述这一段话，也成为后来关于海军历史编纂工作的经典表达。
　　民国初年，各项经费常有短缺，为打消上层对费用、编制的顾虑，呈文中还特别写了一段说明：“至经费难筹，除笔墨纸张抄录各费外，所有委派本部各员，皆纯义务，不支津贴，其调用数员，略给津贴，已节费用。”
　　海军部筹设海军编史处的呈文经时任国务卿徐世昌递交后，于1914年12月27日获袁世凯批准。
　　海军编史处工作人员并无固定编制，“以刘心组（传绶）中将董其事，属黄庥民（裳治）少将、陈逸儒（寿彭）司长分理之。”另聘严复为总纂。
　　刘传绶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三届毕业生；黄裳治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四届毕业生；陈寿彭，船政学堂第三届毕业生。严复也是船政学堂毕业，又在天津水师学堂执教，其同学、学生遍布海军。
　　海军部成立编史处的消息，也受到当时媒体的关注。从当时的报道看，除“特聘”严复外，还有林纾、傅莲峰。其中傅莲峰资料不详。
　　林纾虽非海军出身，但与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合作翻译了多部外国名家小说，成果斐然，他与北洋海军的闽籍将领也颇多相识。甲午战败后，林纾通过文字不断表达对北洋海军的“冤抑之情”，曾一度想写作一本《甲午海军覆盆录》，虽然“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恶战，吾历历知之”。这一情感在1908年和魏易（1881-1931年）合译的日本小说《不如归》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甲午海军覆盆录》最终没有写成，但林纾留下了一些散篇，1910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畏庐文集》中收录有《徐景颜传》，记述一位叫“徐景颜”的北洋海军将领悲壮殉国。大约在1921年，林纾又受北洋海军将领杨用霖家人所托，撰写《清建威将军提督衔补用副将闽县杨公墓志铭》。在这篇文章中，林纾提及 ，当年海军总长刘冠雄曾邀请他修撰《甲申甲午海军殉难诸臣传》，但因各家子弟未能提供行略，“史乃弗就”，并因此感慨：“不图七十之年，乃为公补此铭也。”
　　这里牵涉到林纾与刘冠雄的一段交往。大约在1901年后，林纾定居北京。从1913年起，林纾得到刘冠雄的资助 ，每月致送一百元，“并不到衙门，亦无官之名目，亦不是秘书，是私自出资送我。”林纾曾记述道。
　　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林纾参与了海军编史处的工作，但从林纾的叙述中可知，对于编撰申午两役相关历史刘冠雄其实已经谋划多时，并已邀请林纾展开过前期工作，但直到借着编写清史的机会，海军编史处才成立起来。

　　海军编史处成立后，具体的编撰工作由池仲祐承担。池仲祐是北洋海军的老朋友。
　　光绪八年（1882年），丁汝昌率队到英国接收超勇和扬威舰。当时池仲祐随队担任文案，他将此行的见闻一 一记录下来，是为《西行日记》，成为今天研究北洋海军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近代中国海军首次走向世界的历史见证。
　　从英国回国后，池仲祐在旅顺、威海、烟台、上海等地任职，和海军多有交道。
　　光绪己丑年（1889年），池仲祐考中举人，此后到广东任职近十年，曾在多地担任知县。
　　民国成立后，因为和海军的历史渊源，池仲祐进入到海军部工作。
　　1913年6月，海军总长刘冠雄校阅海军时，池仲祐就以“秘书”身份“掌理来往函电文件及典守印信、重要公牍。”因此次调随行营颇为得力，刘冠雄在8月呈请任命池仲祐为海军部副官，8月25日任命获准。
　　1914年底，海军编史处成立后，熟悉海军历史、与海军有旧，同时习惯记录历史的池仲祐自然被派往担纲此事。
　　编撰工作首要任务是搜求汇集材料。当时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是原有材料，如关于典章、制度，均从官方档案；二是关于甲申、甲午两次战役胜败情形的躬亲见闻等，则通过发通启等形式征集。
　　特别是第二种，是当时搜集资料的重点。在海军编史处批准成立的第二个月（1915年1月），即通过报刊发布史料征集启事。这封启事，情词恳切，全文录下：
　　启者：各国海军例有历史，遞年编订兼及他国，所以资军人之研究而发起国民之知觉者也。我国海军发轫于福州船政，成军于北洋舰队，设部于前清末季，四十未有纪载。凡海军之培才，诘戎舰队，视海线为支配军港，视舰队为计划，即属简单学识。我国民一无所知，将何以捍卫候遮，以自立于环球之上乎，此海军编史所以不容缓也。论者曰，申午二役，一衄于法、再败于日，元气未复欲纪何从？不知胜败兵家之常，胜固可纪，而败尤不可不纪。盖纪胜不过夸张功烈，扬厉前徽；纪败则毖后惩前，尤足警醒后人，使之刿目怵心，以为卧薪尝胆之奋者也。兹事体大，良非一手足之烈，典章、制度尚有官书可考，独战事情形非身历行间则传闻异词，不足信今垂后。本处征集申午战事采访不厌其详，搜罗不厌其琐。凡我海军同泽同袍，有躬预二役之战者尚能口述当日情形，或其祖父殉国死绥、耿节孤忠至今未表，请各胪举事实，邮寄前来。零条片纸、白话单词，均无不可，其有私家纪载、日记杂录，亦请将原稿惠寄本处，尤表欢迎并登载姓名，藉光史乖阐幽，激懦凡留心世道，保爱宗邦诸君子均有资责焉。尚望各陈所见，助成信史，幸甚幸甚。此启。
　　在其他媒体刊登的启事中，还写着收件地址：北京铁狮子胡同海军部。
　　毫无疑问，启事刊登后，在北洋海军后裔特别是殉国将士家属中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函札四驰”，相关信息不断汇集到编史处。
　　不过到了1915年5月，海军编史处与编译处归并办理，组建为“海军编译委员会”。该会成立后，由于经费问题，人员和海军编史处一样，由其他部员兼任。到了1919年，经费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当时海军部军学司内设编译科，因此海军总长刘冠雄申请裁撤编译委员会，归并到编译科，1919年11月获准。
　　海军编史处的命运，也预示了海军历史编撰工作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