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包产到户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分到四亩八分水田。其中，有二亩一分的水田位于云顶山的半山腰。堰水上不去，俗称望天田。我们有更形象的称呼：喊天田。意思是，如果天不下猛雨，田里便没有水，就没法插秧栽稻，所以“喊天也没用”。
整田自然离不开牛。作为世世代代都与土地打交道的人，谁都知道，没有牛，这两亩多水田就只有种豆子或玉米。插秧季节，须得趁下大雨时，抓紧时间抢水，尽快把田犁出来，犁铧深耕，水渗得进，才不至于天一放晴，雨水几天就被蒸发了。
那晚，父亲和母亲商议一阵后，父亲带着我来到大伯家。大伯上午才分到一头水牛，父亲提出用两亩位于堰水下的田换他家缺水的田，再贴补点差价，养这头水牛。父亲还承诺：他们耕田时，父亲自来帮耕。我爸是上门女婿，两个孩子都小，大伯知道我家过得不容易，便同意了。
我们把牛牵回家。从5岁到小学毕业，我每天除了上学，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放牛。
母亲说，把牛管好了，才有大米饭吃，才有新衣服穿。我似懂非懂，反正就一年四季，日复一日地牵牛上山，找一处青草多的地方看着。只许它吃草，不许它糟踏庄稼。牛当然不会那么听话，常乘我不注意偷吃田地里的玉米叶子、豆苗、麦苗、秧苗等农作物。
这头牛儿作用果然大。每年春耕时，每逢大雨天，父母就披着蓑衣牵着牛儿去耕田。母亲糊田坎，糊严实了，雨水来临之际，才能蓄积更多的雨水，防止雨水从田坎边缘漏出去；父亲用这头牛耕田、耙田。母亲扯秧苗，父亲插秧，云顶山腰那几块田都插了秧苗。到了秋天，很远就能看到一片金黄。
有了牛，家里好像多了劳力。包产到户第一年，我家就扭转了借粮的局面。过年时，父母带着我们到县城裁缝铺给我和妹妹都做了新衣服。我知道，里面有牛的功劳。
有一年夏天，我期末考试没考好，本来希望我们跳出龙门的父母隐隐约约透出不满。下午上山放牛时，牛乘我心不在焉的时候偷吃了刚扬花的稻子。我火冒三丈，随手拿起鞭子就抽它。开始几下，它默默承受着，知道不该偷嘴。我觉得抽几鞭不解气，又使劲打它。它“哞”的一声大叫，挣脱我手上的绳子往前跑。
我拿着鞭子在后面追，偷了嘴，居然还敢跑！我追上它，更加使劲抽它。它又跑，再抽。后来，它不跑了，反过身来，盯着我，呼呼喘气，口边都是白沫，眼睛通红。我怕了，不敢再抽它。对视了一会儿，它蹲下去，不走了。我不理它，转身往回走。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知道它默默地跟在身后。
第二天中午，母亲问我，牛身上咋有好几道伤痕。我说，它不听话，吃庄稼。母亲说，我家牛儿听得来话，你好好给它说嘛，人都有不听话的时候。母亲言语中带着些许心疼和生气，眼泪汪汪的。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从那以后，我没再打过牛，它也没再偷吃庄稼，就这样和睦相处，直到1987年我小学毕业。其间，除了耕田，它按三年产两崽的节奏，为我家贴补家用。我家从刚分家时的一间半四面透风的茅草屋，到后来砖木混合的三间瓦房，从以前的半年玉米糊糊到一年四季都是大米饭，它功不可没。
父母都是没啥文化、不多言多语的人，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忙季节，很多时候都是摸黑才收工回家，然后给我和妹妹生火做饭，半夜还在洗衣服、收拾家务。我长大后，在县城打工、开小店，娶妻生子。父母从乡下来时从不空手，不是带来新鲜蔬菜，就是背来新米。他们没有多的话语，无非叫我们好好生活，缺啥就说。如今抽水插秧，都半机械化了。临走时，自然也不忘告诉我，牛又生小牛了。
10多年前，母亲从乡下来到县城，帮我们照看孩子。后来，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就来照顾母亲。这样一来，牛在乡下就没人照顾了。在牛的去向上，父母曾纠结了很久，最终的结果，是让邻居照管。给他们的报酬，便是生下的小牛归他们所有。
几年前，父亲从乡下回来，对我说，牛已经死了，是老死的。父亲说完，连饭也没吃，早早就睡了。那晚，我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