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我也唱童谣，都是从姐姐们或小伙伴那里学来的。
一轮满月妩媚地爬上县城东边的凤凰山顶，我牵着比我大三岁的二姐的衣角，吆喝同住一条街上的牛娃子、杨幺妹、苟黑娃等，手拉手在西十字的街上牵成一串。望着深碧湛青而圆润的月儿，我们双脚乱蹦、边跳边唱：“月亮婆婆，火烧馍馍。你吃瓤瓤，我吃壳壳……”往往是苟黑娃的妈扯着嗓子叫他回家去干家务，或牛娃子的哥哥扯着他的耳朵拖回去写作业，我才跟在二姐后面，踩着她被月光拉长的影子回家。
在秋风瑟瑟、北雁南归的季节，二姐带我去潼江边的沙滩上，找夜宿雁儿留下的羽毛。大雁的毛管粗，正好做鸡毛毽上插鸡毛的毛筒。
站在被长卿山的倒影映得浓绿的潼江边，看那九曲潼水不慌不忙地蜿蜒向东而去，碧澄的天空中又飞过一队南归的大雁时，我与二姐仰起小脸蛋，对雁群送上我们的祝福：“雁（àn）鹅雁鹅喂（儿）喂（儿）扯长，扯根竹竿晾衣裳。案板底下有碗糖，请你吃了去赶场……”直到大雁的影子溶入天际的青苍，我们那略带伤感的歌谣还回荡在秋色寂寂的潼江畔。
那时，在西十字的街沿边，不管逢场天还是冷场天，总有一个面目慈善的白发老人守着摊子做糖人。摊子边总围着一群孩子目瞪口呆地看老人像变戏法一样，用一把小铜勺从小铜锅里舀起吱吱冒泡的糖汁，信手在一块光润的白石板上画成龙、凤、仙女、孙悟空、猪八戒、关公等栩栩如生的动物或人物。
买了糖人的孩子得意地看着周围流着清口水的小伙伴，洋洋自得地在众目睽睽下慢慢吮舔着“仙女”或“猪八戒”。像李二娃这帮又没钱又嘴嚼（嘴硬）的费头子，佯装不屑回身就走，边走还边唱：“糖玩艺（儿），抿抿甜，光哄老子的新年钱……”
那年代，小城中穿皮鞋的人不多，蹬高跟鞋的女人当属凤毛麟角。我家斜对面陈幺爷的大女儿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嫁了一个大学毕业分到县法院当法官的成都小伙子。结婚后，陈大姐去了一趟省城，回来时穿上了后跟钉铁的高跟鞋，踩得石板街面山响。
陈幺爷只要听到高跟皮鞋那熟悉的声音，准会捧着上辈人传下来的白银水烟袋，骄傲地站在街沿边把纸捻子（火媒）吹得扑扑地响。隔壁李长生的老婆站在自家的肥肠店门口，不屑地白一眼陈大姐，小声骂一句：“人脚钉马掌，野物！”儿子李二娃则高声吆喝着：“一，一，一二一，高蹬蹬皮鞋了不起。踩到我的脚，咋个说？进医院，花八角，出来还是个跛脚脚。”陈大姐大多用鄙视的目光从李长生老婆那油渍麻花的衣裤上扫一眼，仍踏着清脆的“马蹄铁”声走过这条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小街。
南街上有城关二小，其中有一位中师刚毕业教语文的江老师。小伙子年轻英俊，尤爱去东十字的新华书店买书。我们一帮娃娃常见江老师捧着一本新书，在冷场天人迹稀少的街上边走边看，全然不顾小百货店漂亮的女营业员投到他身上那炽热的秋波，或沿街挨门挨户收垃圾的张麻子那极端忌妒、不屑的目光。
往往这时候，我们就在街上站成一横排，故意挡住江老师的去路。当全神贯注于新书中的江老师撞上我们其中一个时，几条稚幼的嗓子会同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哎哟”。见羞红了脸的江老师边扶眼镜边忙不迭地连声说“对不起”时，我们会大笑着齐声吼：“人之初、性本善，老师教我捉黄鳝，一捉捉了二斤半……”后来，江老师真的娶了那个圆脸长睫毛的女营业员。
离我家隔几间铺面的，是做挂面的杨家，杨四娃都5岁了还有尿床的毛病。他家又没院子，洗晒的衣物都晾在街沿上屋檐下的竹竿上。每当杨四娃那斑驳的尿垫子晾在竹竿上时，4岁的我就会拍着巴掌冲杨家的门口唱道：“要屙尿有夜壶，莫在床上画地图。”
杨婶往往会冲出来骂：“这费女娃子，号丧呀！”屋里则会听到杨四娃凄厉的哭声及竹条子抽屁股的声音。我边跑边笑：“杨四娃又在吃他老汉儿的笋子炒肉了！”
人世沧桑，几十年的光阴一掠而过，记忆中的童谣旋律仍时常让我想起那座城，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