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烽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我求学的时代。当年我们上学可没有现在的学生享福，上学的钱得自己去挣。
　　由于家境不好，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去做零工，挣学费。我曾经去一家建筑工地帮人挑灰浆，上脚手架。工作虽然危险，但不很紧张。两桶灰浆挑上去，要等泥水工用完了，才把空桶挑下去另装。
　　我就趁空隙时间，坐在扁担上，摸出一本书来看。尽管我看的不是小说，而是《实践论》，但监工看见了还是不悦，阴阳怪气地挖苦我说：“你真行，学习、劳动两不误啊。”听了监工的话，我赶紧把书收起来。房子快要修好时，我便被解雇了。
　　后来，我又去粮管站做碾米工，在碾米厂上夜班。有一种碾米机，像两扇木制的大磨子，上面有漏斗形状的进料口，我把谷子倒进去，然后用手推动磨子，让上面那一扇转动起来，谷子就被碾成米和糠，分别从两个出口流出来。
　　这个活是计件，做多做少没人管，没人催。更诱人的是，晚上12点左右，会免费提供一大碗绿豆稀饭，还有一个馒头和一碟泡菜，而且不收粮票。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算是很不错了。
　　大概厂方见我老实听话，不久又安排我去干机器碾米的活。那是一种自动碾米机，好像是靠电力推动的，但上料还是要靠人工。我和其他工人将仓库里的谷子一箩一箩地用肩膀扛到机器旁，再倒进斗型的进料口里。几个工人中，我无论年龄还是个头都最小，他们都不叫我的名字，只叫我“小娃儿”。一箩谷子有25公斤左右，人家扛起很轻松，我扛起就有些吃力。但为了挣钱，也只有咬着牙干。
　　那时，我什么苦都能吃，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苦。干这个活还是上夜班，晚上8点开始，第二天凌晨5点下班。下班的时候天还未亮，我就在仓库里睡一会儿等天亮。那时是夏天，我只穿了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后半夜还是有点冷。好在我年轻，仓库里有的是空麻袋，拿过来铺在地上就是床。躺在上面，再用一条麻袋盖在身上就可以了。也许因为太累，我倒下去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到我读师范时，母亲找到一个帮人带娃娃的工作，每个月除了生活费用，还有10多元进账。可惜好景不长，我中师才读到一年半时，母亲病倒在床，家里没了收入。母亲的生活和看病成了问题，我除了停学去挣钱，别无他法。
　　我停学后，经表兄帮忙很快在城关粮站找到了工作，当上了工人。我那时16岁，又是从师范学校出来的，人年轻又有文化，粮站领导想把我培养成会计，派我去参加本县一个财会统计培训班，听有经验的老会计授课。
　　培训结束，领导分配我去离县城15公里的文星场购销点，说是去实习。我什么都不在乎，从家里拿上一床被套，带上一本《丁玲小说选》，二话不说就上路了。
　　我步行到文星场去上班。本来学的是财会，但那儿已有一个老财会人员，所以我只能和工人一道干一些粗活。我们多数时候做的工作，就是把堆在仓库里的小麦搬出来晒，太阳落山后再一箩一箩收回仓库里。
　　晚上，我也不知道问问购销点负责的任主任我该住在哪儿，就自作主张想办法。我看见仓库里有一个很大的斗筐是空着的，就用一条麻袋铺在斗筐里，又用一条麻袋叠起来做枕头，盖上带来的被套，就这样安排好了住处。
　　我点燃一盏煤油灯，插上门，津津有味地看起了书，看累了就在斗筐里睡觉。这样住了几个晚上，直到任主任来巡查仓库时才发现。那天晚上，他发现仓库里有灯光，大声问：“是哪个在里面？”我一面答应，一面把门打开。
　　他看见眼前的情况，才意识到忘了安排我的住处，有些内疚地问我：“你就住在这里吗？”我说：“是啊。”他想了想说：“仓库里不能点灯。明天给你弄一张床……”
　　在文星场实习3个月后，我又回到城关粮站。饱尝了当工人的酸甜苦辣后，我终于明白，没有知识文化是不能当好工人的，于是我又重返学校。10多年后，我成了“爬格子”的知识分子。